南明最 *** 奸臣，如何搞垮魯監國

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就在魯監國為分地分餉問題困擾得不知所措，他明知分餉分地不均，方國安飛揚跋扈侵占兵餉而義軍無餉可得，他一再對領義軍大臣表示同情之時，卻采取了一個驚人的行動，授方國安為大將。

十一月裏的一天，冠山絕頂之上築起了壇台。這天“旌旗蔽空，車馬如織”。魯監國在這裏舉行了隆重的拜將封群典禮。拜方國安為大將，總統諸營，統一指揮江上抗清大軍。

同時進方國安為荊國公，進王之仁為武寧侯。魯監國本意是舉行如此盛大典禮，將激發方國安的忠義之心。結果事與願違。

1、方國安與馬士英、阮大铖合流

方國安，字盤石，貴州貴陽人。崇禎時官至總兵。魯監國初封為鎮東侯，駐嚴州。本無什麼戰績，卻能招降納叛，製造事端。

當南京弘光政權覆亡兵，閣臣馬士英挾持太後逃至浙江杭州，欲擁立潞王朱常淓監國，遭到拒絕，並被群臣攻擊難以立足。

逃至紹興謁魯王朱以海，仍遭嚴拒，官紳士庶群起而攻之，稱其為奸相，必欲殺之。

九江僉事王思任上書請“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贖其欺君誤國之罪。劉宗周也主張“非斬士英光以收既潰之人心”，他惶惶如喪家之犬，無處容身，最後狼狽逃到嚴州入同鄉方國安軍中躲避。

不久方國安又收留了阮大铖。原來阮大铖追隨弘光帝出逃至蕪湖，弘光帝被俘，他便隨朱大典撤退至金華，大典欲留其於軍中治事，士民得知後，傳檄聲討，稱其為逆賊，大典於是將其送至嚴州。

這樣，馬、阮成了方國安的座上客。他們共同對所遭不幸憤恨不已，必欲報這種無名之仇。他們投方國安所好，很快勾結在一起。

盡管臣民士庶無一不對馬、阮切齒痛恨。方國安卻對其十分信任進而上疏請求令馬士英入朝，立即遭到反對，張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

而臣下要求遂殺馬、阮的呼聲仍然不絕，魯監國卻“不能執而誅之。以此賞罰盡失，士氣哀沮”。造成惡果，不止如此。他見方國安庇護馬、阮二人，不僅不予追究，竟然下令馬士英督方國安之軍。

除惡不盡，貽患無窮。方國安本來就很少報國之誌，馬、阮來到後便與其“日議分地分餉”，置國事於不顧。

瘋狂地侵奪軍餉，致使眾多義軍無餉可得，逼其遣散不成軍，使抗清事業陷入困境。

方國安拜將之後，雖然又組織了大小十餘戰，但“無敗亦無勝”。

因此時清貝勒博洛班師回京尚未返還，清的方針是據守杭州，暫不出擊。而蓍積力量，所以此刻方國安軍頻頻出擊，不隻是虛耗兵力，且潛伏著危機。他本人連同魯監國對此並不知曉。

魯監國對暫時的軍事相持毫無認真分析以采取積極對策，又重蹈了弘光政權陶醉升平濁亂朝政的覆轍。

2、六奸臣的為惡

魯監國朱以海寵幸的元妃張氏，是蕭山人。

朱以海監國紹興後，方立為元妃。由於她的受寵，其父張國俊得封伯爵。小人得勢的張國俊憑皇親的關係，“內結閹臣客鳳儀、李國輔，外倚悍將方國安、王之仁。頗通賄擅事”。

張國俊等人作威作福，“氣傾中外。咫尺大敵，而越城哀衣寬帶，歌續宴會如平常”。

他們的所作所為擾亂了朝政。使正直之人寒心，進賢之路堵塞。不久便有客鳳儀、李國輔以太監的身份兼製軍餉之事發生，又引起朝臣一片反對之聲。

魯監國卻不以為然，認為群臣是小題大作不該如此而不予理會。錢肅樂按捺不住心頭的義憤，上疏痛揭朝廷存在的嚴重問題。公開抨擊放縱皇親國戚之失及朝政諸多弊端，且指名道姓。

這是一種勇氣。但疏上似乎並未觸動魯監國，卻使張國俊及方（國安）、王（之仁），馬（士英）阮（大铖），客（鳳儀）、李（國輔）之流“恨甚”。

張國俊尤為恨錢肅樂入骨。

這時在寧波抗清舉義事變中曾扮演極不光彩角色，乞求饒命而以家資助軍的投機人物謝三賓，正積極活動準備混入朝廷。他大肆行賄，打通關節。獲得“金萬兩”的張國俊，便“脅監國，必致三賓於樞要”。

於是朱以海便授命謝三賓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謝三賓的入期入閣，更加劇了小朝廷的混亂，他們沆瀣一氣，排擠打擊錢肅樂等正直大臣不遺餘力。而這時方國安等爭餉如故。

進入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1646）以後，義軍幾乎完全處於無餉狀態。

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浙東本來是熊汝霖、孫嘉績首舉義旗，率眾共同擁戴建立了監國朝廷。

後來“亡將遺兵”紛紛前來，方國安擁重兵權傾一時，出現了“客反居上”的局麵。熊、孫等以大局為重，接受這個現實，願意“與同濟難”。但方國安卻“逍遙殊無意。一年之中麇餉數百萬”。

而這些軍餉全出自於當時所控製的八郡之民，百姓負擔沉重，弄得“貧富交盡”，這是極其嚴重的問題。

麵對這種狀況，拜受禮兵二部尚書的陳函輝長歎道：

“八郡敝矣！諸軍猶誅糧無厭，是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他的憂慮全是事實。但可悲的是，從百姓身上殘酷搜刮來的軍餉，幾乎全被方國安等人侵奪，廣大義軍卻全然無份。

3、錢肅樂被逼去職的後果

錢肅樂、孫嘉績等因無兵餉可籌，再也支撐不下去，他們連名上疏請求放棄兵權，將所部軍隊歸開遠伯吳凱指揮，魯監國不許。

於是錢肅樂又上疏說：

“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複，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效。”

這是沉痛的至誠之言，魯監國如果能稍作一點主，合理分配一下窘迫的軍餉，也不會令義軍瓦解，但他卻一點主意也沒有，隻會發出無濟於事的“溫旨慰留”。

這時反對者們又造謠誹謗說錢肅樂“將棄軍逃入閩”，去當隆武朝的大臣。並有風聲說有人已派出壯士埋伏於途中準備劫殺。

錢肅樂便不再遲疑，丟下軍隊，“拜表即行”說：

“臣從今披發入山，永與世辭。請主上加蹤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

魯監國得疏後，大驚失色，見這位曾毀家起兵、全力擁戴自己的大臣竟離朝而去，很受感動，但考慮到去誌已堅不可挽留，“於是降旨令其往海上同黃斌卿、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複三吳”。

同時加錢肅樂為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這不啻異想天開！他仍不知錢肅樂何以下此決心。國家已被方國安之流糟蹋得難以為繼，空虛得很！不看看義軍相繼潰散的事實，還談何雄心勃勃的北伐大業！錢肅樂拒絕了魯監國授命。

就在這時僉都禦史章正宸率領的義軍，也因“無餉，乃散軍”。當年滿懷忠義、滿懷希望，慘淡經營起來的抗清義軍，這振興國家的極其寶貴的力量，就這樣白白葬送了！

義軍潰散，忠臣憤離，監國朝廷國勢大壞。

陳函輝對他竭力擁護的魯監國政權喪失了信心：

“大事去矣！夫無種蠡之才，而有伯豁之佞，何以能久？”

不幸地是陳函輝所言全是事實。“少威斷”的魯監國既無力振作朝綱、糾正時弊，更難駕馭跋扈之臣。

在當時文武朝臣之中，越來越多的是追求個人身家之利，越來越少的是精忠報國之心，貪鄙已成為一種競相仿效的風氣。“諸將驕橫，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

而更令忠義正直之臣痛心地是，魯監國對此竟聽之任之，往往盡量滿足其無厭之求，溢行賞賜。

他自以為如此便可以攏絡人心，安定大局，殊不知乃自亂陣腳。

兵部尚書餘煌以沉痛的心情上疏規勸道：

“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複，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與思先帝蒸嚐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談，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

這種苦心婆心的勸告，似乎並未發生多大作用。監國朝內已是頹風難挽。

4、江幹大捷

魯監國所任命的大將方國安，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

方國安貪餉恣肆嚴重地敗壞了國事而貽誤了戰機。

本來監國元年前後的冬春兩季，半年多的時間內，是敵人力量相對較弱而監國朝中士氣正旺之時，但魯監國卻沒有很好利用，以推動戰事的進展。

當軍餉越來越匱乏，特別是義軍已陷入無餉的境地，形勢開始急轉直下。特別是自春天以來，與跨江相距的清兵，屢次交戰均未能獲勝，“各營皆西望心碎”，士氣低落。

這時王之仁上疏魯監國說：

“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誌，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為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自告奮勇，主動請戰，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因為自甲申（1644）、乙酉（1645）天地翻覆，南明政權相繼組建之際，武將們大都擁兵自重，“未建寸功輒封侯伯，竭天下之餉以奉之。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敵至，莫不逃降。‘戰'之一字，雖上趣之不能，而況自請乎！”

魯監國對此不能不受到觸動。

但抗清必須“一乃心力”，全線呼應，彼此協調。由於自方國安任大將軍，總統諸營之後，卻注意力並未放在抗清事業上，而是“期會不信，調度不靈，故緩急有不相應之勢”。盡管江幹之上不乏忠義愛國的將士，往往“一處進戰，一處退休”。

這種互不協調，使戰事難成。所以魯監國又不能直接去發號施令。對王之仁的請戰隻有等待時機了。

三月初一日，清軍兵船數艘自錢塘江上流而下，督師張國維緊急嚴令各營守好汛地。

王之仁則驅舟迎戰，並急命發炮。“持火者顫不能舉，之仁手刃其人，自引火發之，碎一舟。”

當日東南風大起，王之仁率眾“揚帆奮擊之，碎清舟無數”。張國維隨即督諸軍助戰，“清兵為之少卻”。此戰取得了勝利。

僅鄭遵謙率所部從江中撈取清人所棄之鐵甲就達八百餘副。這是監國朝自入春以來的之一次抗清大捷，它消除了人們一直對王之仁的種種懷疑。王之仁堅定抗清之誌“始如雲如日”，大白於天下。對此“江幹諸旅莫不稱快”。人心為之一振。

5、陸清源之死的真相

魯監國畢竟是一國之主，他沒有忘記抗清複國的大業。他也許很清楚該如何去調動臣民士庶的抗清積極性。

三月十九日是崇禎帝殉國的忌日，即所謂大祥之日。魯監國下令“三軍縞素一日”，並於朝堂設祭，親自哭臨。

想借此激發眾人的同仇敵愾之心，以全力抗清。可是不久，閱使之事，又使他恐懼得不知所措。

三月初，隆武帝遣僉都禦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師浙東江上諸軍，不論它內含多少政治目的，但對抗清事業畢竟是件好事。結果為方國安部下所殺。

原來，當陸清源來到後，方國安令人將餉冊交與陸，使其按名冊頒發，名冊中首列馬士英之名，清源將其抹去。馬士英大怒，於是挑動國安軍中將領斬殺陸清源，同時“縱馬提餉”。並且發出檄文“數隆武罪”。把事情弄壞。

張國維聽說後，歎道：“自我戕毒，禍不遠矣！”

但更恐懼的要數魯監國，本來他不接受隆武帝之詔已屬理虧，此事他更覺理虧且無法交待。生怕被激怒的福建方麵發兵來討。於是“定議抽兵屬國維西征”，改令禮部尚書餘煌兼兵部尚書，督師江上，“而事不可為矣”。

盡管形勢愈加嚴峻，但不久海上出師的捷報又很使他興奮一番。四月份，兵部主事王正中率師渡海鹽攻下了澉浦城。

五月，黃宗羲率孫嘉績、熊汝森之義軍與王正中合師共3000人，連同太仆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大斌、查繼佐所率數百人，共同淩海駐紮譚山，準備攻取海寧。這是監國朝將士於最困難時期，由忠義所激的最出色表現。

6、方國安之流降清

但形勢的突然惡化，一切成就都又付之東流。

五月中貝勒博洛奉命率師再臨杭州，清兵實力增強，士氣大振。準備渡錢塘江，揮師東進。而這時自春以來浙江一帶大旱無雨，問來波濤洶湧水深江闊的錢塘江變得流細波微，水勢枯落。

這對把錢塘江做為天然屏障的明軍來說極其不利，岌岌可危。而清軍就是因為江水難渡而發動不了攻勢，當探得此情之後，便於二十五日，以數十騎試渡不及馬腹深的江麵，向東岸挺進。

結果，方國安所在的七條沙一帶“營頭盡散”，二十八日方國安率所部潰逃。二十九日紹興城得到清軍渡江的警報。

當時“江上諸營俱未動、北渡者少”，仍可組織力量抵禦。大學士陳盟進勸魯監國“作親征六詔，飛遞江幹”，但這時方國安的將士及其家眷均已擁進紹興城。

魯監國驚惶失措，拿不出主意，開始做逃跑的準備。次日便在方國安軍的簇擁下逃離紹興至台州。

其時，方國安已接受阮大铖之計，準備劫持魯魯監國降清。特令人看守，而暗中聯係降清事宜。魯監國很快發覺此事，恐懼萬分，幸虧看守者患病，魯監國密令兼程趕來扈駕的張國維等將其襲殺，而乘機逃脫。此刻陸地之上他已難再立足，便從海門倉惶入海，踏上了逃亡之途。

魯監國脫逃後，六月初一日，清兵進占紹興。方國安、阮大铖、謝三賓、方逢年等不戰屈膝降清。

但其他文武大臣則不負良知及起兵時之誓言，慷慨赴義，寫出了可歌可泣的曆史篇章。

7、魯監國朝的“殉國者”

當方國安挾魯監國逃出紹興城時，眾人有提議據城抗清。

兵部尚書、督師餘煌歎息道：

“數萬軍猶不能戰，乃以老弱守孤城，是聚肉待虎也。”

於是大開諸門，任民避難。因此“一城獲全”。之後，他投水而死。禮部尚書王思任，當城破後，絕食而死。陳函輝因追隨魯監國不及，半途相失，返回台州，入雲峰山自縊死。死前作六言絕句十章，表明了心跡。

其一雲“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

當五月二十八日方國安於江幹拔營潰逃，各營隨之潰散。二十九日錢塘江上隻剩王之仁一軍尚在，並做由江入海的準備。張國維對王之仁說應抽兵5000分守各營，守住江麵抵抗清軍。

王之仁流淚說：

“吾兩人二年心血，今日盡付流水，壞天下者非他人，方荊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兵無舟，速自為計。”

這說的是實在話。

張國維迫不得已，與王之仁作別後便整頓部隊追扈魯監國。輾轉追趕到台州後，因無船下海，六月十八日，折回老家東陽，準備治軍再舉。7天後清兵攻占義烏，東陽不守。親眾勸其轉入山中以圖後舉。

張國維長歎道：“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

二十六日清兵逼至，張國維整好衣冠東向再拜，說道：“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投入園池之中而死。

王之仁當張國維率軍走後，將妻妾子女盡沉於蛟門水中，“捧所奉敕印，北麵再拜，投之水”。“乃立旌旗，鼓吹張蓋”，泛海至鬆江。

清兵以為其來降，便將其擁至南京。他“峨冠大袖，肩輿而入。百姓駭愕聚觀”。他從容入見清江南經略洪承疇，“自稱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於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無所征信，故來投見，欲死於明處耳。”

洪承疇待之以禮，勸其剃發投降，之仁不從。遂於八月二十四日被殺。而太仆寺少卿陳潛夫於城破日“合室沉河”殉國。大學士朱大典圍守金華，清攻月餘不下，後以紅衣大炮破陣，大典“合門縱火焚死”，其他從容就義者大有人在。

而既未出海又未暴露目標者，則暫時隱忍，蓄積力量以圖後舉，如所謂“六狂生”中的華夏、王家勤等人，不久又開始了抗清活動。

但魯監國去而不返，飄泊海上，再無還陸之可能，各支抗清力量終因缺乏統一領導與協同配合，而旋起旋落，不過空發出悲壯的音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