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北宋的滅亡王安石要負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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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在宋神宗晚期時，其實已經很難持續下去，而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繼位之後，司馬光等守舊派被重新啟用，新法幾乎被完全廢掉，史稱“元祐更化”，變法就此徹底以失敗告終。
司馬光便對王安石變法呈全麵否定
隨著變法派的失敗，王安石新法不僅被“劃革殆盡”，他們更是通過修《神宗實錄》的方式對新法進行全麵否定，即墨本《神宗實錄》。而在宋哲宗親政之後，又重新啟用變法派，並通過重修《神宗實錄》的方式對變法進行正名，即朱本《神宗實錄》。
到了南宋高宗時期，再度對《神宗實錄》進行重修，而此時宋高宗的態度已經極為明確，他曾於紹興四年(1134年)八月對擔任《神宗實錄》修撰官的範衝說，“至今猶有說(王)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世故直至如此？”範衝立即領會聖意，表態道，“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害天下人心術”。
宋高宗的態度影響了後世的評價
至此，“王安石”變法就此被定性。此後曆朝曆代直至清朝均以此作為依據，以至於在宋元話本中甚至有文章專門對“王安石”變法進行諷刺，雖然也曾有陸九淵等人進行爭辯，但總體呈否定態度。而其中的批判意見主要有三點：
1、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大儒朱熹，對王安石變法的後果有一個評價說：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文人羅大經，寫了一本著名的文學史料著作，叫《鶴林玉露》，評價王安石變法說“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複合者，秦檜之罪也”。
朱熹認為王安石變法是“流毒四海”
2、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梁啟超的《王荊公》為王安石正名
直到民國時期，麵對當時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在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的氛圍下，關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才開始出現轉機，梁啟超、胡適等人均將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尤其是梁啟超的《王荊公》成為了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
“王安石變法”有優有劣，不該完全否定也不該完全肯定
毫無疑問，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好的，為的就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而從持續十幾年的變法成效來看，雖然均能起到一些效果，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富國強兵》的效果，但同樣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
通過一係列理財新法的實行，不僅一定程度上抑製了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並，而且杜絕了官僚和大地主的漏稅行為，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得以大幅度增長，宋神宗年間的國庫積蓄一度足以供應朝廷二十年支出，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一定程度改變了朝廷積貧積弱的局麵。
通過保甲法、裁兵法、保馬法等一係列“強兵之法”的推行，極大提升了宋朝軍隊的戰鬥力，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麵，使得北宋國力有所增強。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王安石指揮軍隊進攻吐蕃，收複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裏，受撫羌族三十萬帳，取得了北宋軍事上的一次空前大捷。
不過，雖然變法成效顯著，但變法過程中同樣存在不少弊端和不足，例如均輸法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強製進行收購、運銷，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但卻造成了國富民貧的不利局麵。又如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發、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疫錢都不許經營，稅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稅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
同時，由於王安石變法過於激進、用人不當，不僅使得變法無法持續進行，而且激起了激烈的黨爭，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北宋中後期的政局。也正是由於變法有優有劣，導致直至現在，關於“王安石變法”仍然是褒貶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