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舉人、貢生、生員的功名後，如果沒有做官可以享受哪些待遇？

封建時代民分四等，即所謂的“士農工商”，嚴格意義上來講，真正屬於“民”範疇的隻有農工商，“士”實際上介於官與民之間的一個群體，他們可以享受到國家給予的特殊待遇。

我們在史料中經常可以見到“士紳”這個詞，需要注意的是，“紳”一般是指官紳，他們的地位高於士，屬於統治階級。

那麼士究竟享受哪些特殊待遇呢？禦史就以明清時期為例，來講一講這方麵的內容。

首先是政治待遇

明清兩朝，納入士範圍的主要是“舉、貢、生員”三類，舉人的情況比較特殊，屬於科甲中級功名，他們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證。如果說舉人經過朝廷的銓選已經入仕，那麼就意味著已經脫離了士的範疇，從而躋身到紳的階段。

同樣，貢生如果在國子監學習期滿後，以優異的成績通過朝考而進入仕途，也屬於紳的階層；生員相對來講入仕的難度就比較大，至少在清中期以後，鮮有以生員身份入仕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認為，所謂的士其實還是指“學子”，國家在法律上對學子是有保障的。例如士辱罵普通民人，隻是笞責十下；而平民辱罵士子，就要杖六十。在訴訟中，平民不得指名紳士出庭作證，生員犯小過，要由府州縣教官責罰；犯大過，也必須由該省的學政先取消其學曆，然後在交給官府治罪。

在社交活動中，地方官員對士比較重視，見麵時舉人或生員不必像平民百姓那樣要行跪拜禮，隻是行作揖禮。

古代社會，紳士是維係地方統治的核心群體，官府輕易不但得罪，這也是史料中所說的“為官者不可得罪地方巨室”。

此外，士的身份在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麵也能反映出來。例如生員去世後可以在排位上寫著“贈登仕郎”字樣；參加過生員考試但沒有取得生員功名的童生，則可以使用“待贈登仕郎”字樣。

也就是說童生雖然沒有功名，但朝廷也承認他們的身份地位，屬於接近“士”的地位。

其次是禮製待遇

封建社會最重等級，中國禮製以衣冠取人，所以最能體現身份地位的就是服飾。明初時期，孺士、生員、監生戴四方平定巾，與官府的胥吏沒有區別。

後來朝廷認為士子的服飾無異於胥吏，無法體現出身份地位，所以加以改進，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穿戴標誌。到了清代以後，服飾中以頂戴最能體現等級，朝廷在品官之外，出台了一係列的製度，來提升士子的地位。

按照規定，舉人頂、貢生、監生墊帶嵌金雀，生員嵌銀雀；舉人頂戴為素金頂視文七品官，貢生同文八品，監生、生員頂戴為素銀，視文九品。

在清代的禮製中，士是一個身份明確的流品，有別於官、民。即“凡舉、貢、生、監謂之士，其他雜項謂之庶”，這就是當時的等級觀念。

除了服飾等級之外，婚喪嫁娶方麵士都能享受國家規定的應有待遇，此外在立家廟上，也有不同。

按定製，品官立廟於居室之東，一品至三品五間，四品至七品三間，八九品亦三間但形製較窄；士立廟於居室之北，別為四室，奉高、祖四代，其製如品官之儀；庶人則隻能設龕於正寢北，規製比士更為簡化。

最後是經濟待遇

明代時將士並入民籍，但仍在戶籍上注明士籍。士子從童子試開始，當地官府就要將其登錄為“儒籍”。明晚期全國的生員數量不下50萬人，而這些北編入士籍的群體，可以免於徭役，不受侵於裏胥，身份地位立刻與眾不同。

清代對士子更為重視，先後出現措施保護士子的經濟利益。乾隆皇帝就曾下旨，令學子免役好讓他們專心攻讀；嘉慶皇帝也下過旨說：“齊民之秀，國家培養人才，身列膠庠者，各宜修潔自愛，豈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各州縣官押令承充，即係顯違定例。”

在很多的印象中，讀書人隻要取得生員功名以後，就可以免除賦稅和徭役。其實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士雖然可以免除賦稅徭役，但也不是全免。

按照順治時期的規定，舉人、監生、生員免糧2石，免丁2人。如果是人丁單薄的貧苦家庭，那麼免除的部分基本都等同於全免；若是人口較多的富庶家庭，那麼就不過額定的賦稅徭役，隻能說是免了一部分。

為了鼓勵生員專攻學業，清代出台了補助措施，對優秀的生員給予廩膳，據不完全統計，清代的廩生數一般維持在37000人左右，每人每年的補助為4兩，總計在14萬兩左右。這點錢對於國家來說負擔並不重，但取得的效果卻很明顯。

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社會，平民百姓隻要沾上一點士人的氣味，身價馬上就倍增。正因如此，民間才有了“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的俗語，這話聽起來有點不雅，但話糙理不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