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軍事等方麵，韓琦的一生有哪些成就？

韓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人，北宋政治家、詞人。下麵曆史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著往下看吧。

韓琦為相十載、輔佐三朝，為北宋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宋人歐陽修讚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其文“詞氣典重”，“有垂紳正笏之風” ；為詩不事雕琢，自然高雅；工於書法，尤善正。家中聚書上萬卷，在安陽築有“萬籍堂”。今有《安陽集》《諫垣存稿》等傳世。

主要成就

韓琦一生曆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曆如抵禦西夏、慶曆新政等重要事件。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忠於職守，勤政愛民。但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步入中年以後，韓琦的思想略顯保守，未能推行大的改革。史家認為：“韓琦最終從慶曆年間一個倡言新政的激進改革者變成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派代表，這是十分可悲的。”

總的來說，韓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賢相。《韓魏公集·序》亦稱：“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政治

相三朝，立二帝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起，韓琦開始了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後，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三子(楊王趙昉、雍王趙昕、荊王趙曦)，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年間又因患病，無法禦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深為擔憂。立儲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範鎮、司馬光等人反複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後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後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於下定決心，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詔，正式立堂兄、濮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製，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的確立，韓琦讚輔應推首功。但他從不在別人麵前誇耀此事，不把功勞記在自己身上。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後垂簾聽政。因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後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後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更高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韓琦作為宰相，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了心力。他一麵勸說太後，一麵安慰英宗並以舜帝之孝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凱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後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英宗聽後，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後，兩宮關係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後撤簾還政，北宋更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在“濮議”中，韓琦與歐陽修等順應英宗之意，建議尊其生父趙允讓為皇考，但遭到了王珪、呂誨等人的反對，他們力主稱仁宗為皇考，趙允讓為皇伯。英宗自治平二年(1065年)起將此事交太常禮院討論，爭論持續十八個月，韓琦等勸說曹太後簽押同意，稱趙允讓稱“皇”，其三位夫人並稱為“後”，貶呂誨、呂大防、範純仁三人出外。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

修吏事，擢賢才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在尤為重要的五個崗位上，選用“資淺人久任”， 力求改變隻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以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係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

經濟上，韓琦嚐試實行均田，把廢棄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嘉祐四年(1059年)，“中書門下言，天下賦稅輕重不等，乞行均定。”於是“複遺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諸路均田。”這次大規模的均田活動，為後來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的實施積累了經驗，在均田中，韓琦“選宮分詣諸路”，為“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韓琦還非常注重體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經他奏請，朝廷“置天下廣惠倉”。此外，韓琦請求諸路戶絕田雇人耕種，收其租儲存之，以接濟居住城郭的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韓琦又奏道：“向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並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聽下戶請佃。”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僅河北一路就逐田於民3350餘頃，每年給國家課斛鬥117802石、絹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較大成績。

韓琦到揚州後，了解到地方官吏以軍需匱乏為由，“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認為這是坑害百姓的“無名之使用，請為蠲之。”慶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罷義倉”，將義倉“所有斛鬥若便撥入官倉支遣”，義倉的糧食，是從廣大百姓那裏額外征集來的，其目的是為了救助受災百姓。如今若將義倉的糧食無償撥入官倉，顯然是對百姓的侵奪行為。韓琦認為這樣做，將會失信於民，引起百姓不滿。他上奏朝廷，陳述利害，建議將義倉的糧食“撥與常平倉”或“賑濟貧民”，以實現義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目的。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裏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如糧食官物，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裏正充役的稱“裏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並州，了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裏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麵。

從慶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十一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並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隻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後，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於手背刺字，農閑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征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遼朝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禦遼朝南侵，北宋 *** 就發布“斬伐令”，規定這裏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後，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並近裏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嚐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裏，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群眾疾苦。長期以來，由於疏於管理，定州駐軍驕蠻難禦。韓琦到定州後，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他“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的士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並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麵目一新。其後，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後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複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經略陝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複棄，示弱於賊？”韓琦到達陝西後，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參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通過一係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韓琦複判相州。在與遼的關係上，他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他建議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不要輕率毀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並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鬥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曆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陝西抵禦西夏，或是在定州、並州、揚州、大名府等地，他都把邊防安全放在首位，為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

藝術

文學

韓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詞氣典重，敷陳剴切，有垂紳正笏之風”。他的文章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等，大多“正論凜然”，體現其大節所在。

韓琦為詩不事雕琢，“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黃花晚節”一聯，為宋人所傳誦。其餘詩作“隨時抒興，亦多寄托遙深”。

藏書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萬餘卷，都經其親手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裏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的“六一堂”、司馬光的“讀書堂”均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他的後代韓忠彥、韓侂胄均能藏書。

主要作品

韓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及《家傳集》等，至今多有散佚。他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詞存五首，見《能改齋漫錄》及《青箱雜記》。

韓琦工於書法，尤善正書，明人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書“師顏魯公(顏真卿)而頗露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