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年間交規儀製令 ：出行尊卑長幼貴賤有序
隨著春運的到來，城市的道路交通壓力日益明顯。此時，對於行人和車輛來說，遵守交通規則、文明通行無疑是更好的選擇。
作為文明古國之一，我國目前的交通規則與古代社會製定的交通禮儀是一脈相承的。陝西省略陽縣靈岩寺博物館收藏有南宋“儀製令”石碑。這塊宋代“儀製令”石刻高約60厘米、寬約40厘米，刻有“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12個大字。這正是用於規範當時行人與馬車通行的禮儀規定，它也體現了尊敬老人、為他人著想的理念。
“儀製令”興起於唐代，不過當時隻是出現於文書中。到了宋代，朝廷下令京都開封及各州城內主要交通路口懸掛木牌或放置石碑，上書“儀製令”作為交通規則。因此，靈岩寺博物館的“儀製令”石刻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它記錄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風貌。
同當前社會一樣，“儀製令”不僅是當時的交通規則，也是解決交通衝突的依據。
靠右行：唐朝初創的行進原則
如今開車上路，英國等部分國家靠左行駛，而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國家則是靠右行駛。靠左還是靠右，與當地人民的生活習慣有著莫大的關係。我國靠右行的規則最初由軍隊設立，古代戰士都是用右肩扛著兵器，當兩支隊伍在行進中相遇時，為避免兵器相撞，都自動靠右行走，把左麵讓給迎麵而來的軍隊。到了唐代，“右側通行”有了明文規定。
為何在唐代會出現呢？這要從唐代的道路建設說起。唐代重視道路建設，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頒下詔書，在全國範圍內保持道路的暢通無阻，對道路的保養也有明文規定，不準任意破壞，不準侵占道路用地，不準亂伐行道樹，並隨時注意保養。唐朝重視驛站管理，傳遞信息迅速。緊急時，驛馬每晝夜可行500裏以上。“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就是唐朝利用驛馬運送荔枝的描述。
唐朝的長安、成都、揚州、洛陽等城市人口眾多，非常繁華，長安人口更是超過百萬，城市道路建設也很具代表性。長安的道路網是棋盤式，南北向14條街，東西向11條街，位於中軸線的朱雀大街寬達150米，街中80米寬，路麵用磚鋪成，道路兩側有排水溝和行道樹，布置井然，氣度宏偉。長安城內的道路是將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實，為了防塵，再鋪上細沙，鋪撒沙堤的沙子來自長安城東的滻河。唐詩雲：“長安大道沙為堤，早風無塵雨無泥”。而野外的道路則分為兩種，一種叫“驛道”，也就是官方修建的，運糧、行軍、送遞文書的道路，有點像現在的國道。另外一種道路就是地方修的道路，或者自然踩出來的路，好一點的地方路鋪了石板，差一點的就是土路。
因為交通發達，人口眾多，城市裏就會出現一些交通狀況，唐太宗時的中書令馬周就提出了右側通行的規定。據《新唐書》卷98《馬周傳》載：“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眾，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 “入由左，出由右”，其實就是“右側通行”的規則。馬周之所以製定“右側通行”規則，緣於守城士兵要在城門或街道關口上檢查行人及過往車輛，而過往行人和車輛無左右之分，顯得雜亂無章，檢查起來很不便利。
除了陸路交通，唐代對水上行船也有規定。為防止船隻碰撞，唐律中規定：“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嶼險處，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須準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磧之處，即泝上者避沿流之類，違者，各笞五十”。這裏的行船之法，類似於現代社會的水上交通規則，“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則。如果違反，就要用竹板或荊條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後來唐太宗聽說脊背是人的經脈聚集處，因此改為打 *** 。
儀製令：興起於唐宋代刻在石碑上
我國的交通法規興於唐，盛於宋，儀製是朝廷官府頒布的法規禮節，即社會奉行的禮儀製度。貞觀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頒發了《唐律·儀製令》，其中有一條內容是：“凡行路巷街，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
不過在唐代，儀製令隻是在文書中存在，沒有立於道路宣示。到了宋代，儀製令被刻在木板上，豎立於大街要道，以規範道路上的行人與車輦。陝西省略陽縣靈岩寺博物館收藏的儀製令路碑，擬於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於州縣的街頭。福建省鬆溪縣的儀製令路碑，則立於南宋開禧元年(1205年)，豎碑地點已不在縣城，而是移至縣城外的鄉村。
後來，“儀製令”在宋代專指勒字刻碑立於道路旁的交通法規。宋朝是榜刻《儀製令》的推廣時期，也是其盛行時期，由於當時交通工具混雜，有車、船、轎子、牲口幾大類。
其中，南方坐船、坐轎者多，北方坐馬車、騎牲口以及推車的多。車又有太平車、囚車、陷車等之分；船的種類稍微比較複雜，有官船、哨船、漁船、渡船、快船、戰船等，湖南所稱的“劃子”，就是漁船，它也可以載人擺渡；轎子則有山轎、兜轎、涼轎、暖轎等之分；用於交通的牲口有馬匹、驢、騾等種類，農村裏娶媳婦就有騎馬的、走親戚騎驢的，比較雜亂。
《楊文公談苑》載：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大理正丞孔承恭上書皇帝，請在兩京諸州要道處刻榜公布《儀製令》。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開封及全國各州，必須在城內各交通要道口懸掛木牌，寫上《儀製令》，以此作為交通規則，要求百姓執行。南宋後《儀製令》由各州擴大到各縣，又由懸掛木牌逐漸發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古裝劇裏經常有“鳴鑼開道”的場景。有人趣解“鳴鑼開道”，比如縣令上街，差役鳴鑼七下，意思是“軍民人等齊閃開”；州府官員上街，鳴鑼九下，意思是“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省一級官員則鳴鑼十一下，意思是“文武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如果是中央一級的官員，就要鳴鑼十三下，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
“儀製令”中的“賤避貴”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給達官貴人讓路。宋朝趙匡胤曾詔令詳定內外群臣相見之儀，如“大小官員相遇於途，官級懸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領馬側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詳細規定，街市軍民、做買賣及乘坐驢馬行路者，遇見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員過往，要立即下馬讓道；官員相遇於途，官階較低的官員要采用側立、回避等方式讓道。清朝規定，軍民等在街市上遇見官員經過，必須立即躲避，不許衝突。
除了“賤避貴”之外，其他三條規定均有積極意義。“少避長”指年紀小的人為年紀大的人讓路；“輕避重”指負擔輕的人為負擔重的人讓路，“去避來”的來者為客人，去者指離開家庭或鄉裏未遠行者，相對來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應為客人讓路。這些規定一方麵反映出古人禮讓的風貌，另一方麵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規則自古以來就要求尊敬老人、謙虛克己、為他人著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