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是從來靠不住的！

在展開敘述之前，首先羅列一段有趣的對話，以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什麼是真正的虛偽和善變。

那是1917年2月戰爭中的俄國革命即將爆發的前夜，麵對紛擾不堪的反戰民情，即將亡國的君主尼古拉二世問詢俄國大本營 *** 參謀總長古爾科將軍對於時局的看法。

尼古拉感歎道，“三年之前，人民逼迫我選擇了戰爭，我順從了人民的意願，現在為何人民要背棄我？”

古爾科謙卑的回應讓人哀傷，他說道，“陛下，人民的言辭並不重要，過去已成過去，烏合之眾現在厭惡了戰爭，他們您視為罪魁，並準備了處決我們的絞刑架。”

在戰爭中，沙皇的子民不僅背叛了好戰的呼喊，而且倒戈一擊，殺光了自己君主的全家

在近五百年來的外交曆史上，有幾件事情最讓我啼笑皆非的：

之一件：內外交困的崇禎在1633年、1638年和1642年與滿清嚐試緩和時，竟然試圖說服朝野輿論去接受緩和，結果大明的輿論不僅堅決拒絕了緩和，甚至逼迫崇禎殺死了負責談判的國防大臣陳新甲；

第二件：1911年，在摩洛哥危機中與英法達成和解協議的德皇威廉二世，被當時的德國媒體《萊因日報》和《泛德意誌學術協會》的編輯們用暗語嘲諷為“膽怯者威利”，大怒之後的威廉二世竟然親自與這兩個報刊的編輯論戰，試圖為自己辯解；

第三件，就是我們前麵所說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在1908年的波斯尼亞危機中選擇了緩和，沒有兌現諾言與中歐列強開戰，這使得他遭到了國內輿論的猛烈攻擊，他竟然公開發布聲明，在輿論麵前為自己辯解。

實際上，麵對好事的輿論，有什麼好辯解的？這難道不是最搞笑的事情嗎？那些輿論真的關心國家外交的具體利弊嗎？真的關心國家利益的成敗安危嗎？他們實際上隻關心吃飯睡覺和工作，這些事情對他們就跟明星的緋聞一樣遙遠但是有趣，他們真實的內心對此既不關心，也不在乎。就像一對男女試圖結婚，雖然圍觀者眾，議論紛紛，但你覺得這些圍觀者真的關心這對婚姻的幸福嗎？肯定不關心，而且也不懂。

但與之相反，外交對於國家和君主來說，則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從明末、清末、民國，到沙俄、蘇俄，再到德國霍亨索倫王朝和第三帝國，再到日本昭和時代，外交是關乎國家和君主興衰存亡、生死攸關的大事。這是一個國家政權最重要的切身利害，這種重大利益，怎麼能委諸於根本毫無幹係、最不可靠的旁觀者？

實際上，等到外交災難的後果顯現，明末輿論領袖、德國一戰末期的輿論領袖和二月革命前的俄國輿論領袖，都先後無情地拋棄了他們的君主，毫不猶豫地投靠了新的勝利者。可見，崇禎、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之不可救藥，竟然試圖去爭取最無價值、最不可靠的群體。

然而，對於斯大林和黎塞留來說，這種問題是從來不存在的。

1933年，斯大林為了分裂西方、中國和日本，緩和時間，在北滿鐵路和薩哈林島漁場問題上對日本做出了巨大的妥協，堪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蘇聯輿論攻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軟弱了嗎？答案是沒有。

1932年-1934年，斯大林為了爭取西方，孤立德國、日本，先後與芬蘭、波羅的海三國、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等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放棄了蘇聯此前一直申索的爭議性領土，態度堪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蘇聯輿論攻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軟弱了嗎？答案是沒有。

1936年12月，斯大林為了強化中日對抗，擺脫遠東壓力，公開支持蘇聯死敵蔣介石，態度堪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蘇聯輿論攻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軟弱了嗎？答案是沒有。

1939年8月，斯大林為了讓西方列強自相殘殺，公開與不共戴天的死敵納粹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態度堪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蘇聯輿論攻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軟弱了嗎？答案是沒有。

1941年4月，斯大林為了擺脫兩線作戰的風險，公開與不共戴天的死敵日本帝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態度堪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蘇聯輿論攻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軟弱了嗎？答案是沒有。

斯大林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和黎塞留一樣，他對輿論的理解非常深刻。

在斯大林看來，對於一個東方國家政治家來說，輿論盡管毫無可靠的價值，但一個有大局的輿論確實是有利於確保國家穩定的宣傳工作；反過來，任何輿論不管以什麼主張，一旦越過邊界，質疑攻擊關乎國家利益生死存亡的重大外交政策，其事實上就與輿論工作的目標完全相背離，跟叛逆沒什麼區別。

與此同時，輿論人士在戰爭中是毫無價值的，不僅僅因為輿論人士非常廉價，更重要的是，輿論人士從來不是履行國家義務的優良群體。

崇禎一生都在討好朝野輿論人士，但當他的王朝滅亡之時，輿論人士基本棄他而去；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何嚐不是如此？崇禎、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為了爭取最沒有政治價值、最不可靠的輿論，卻犧牲自己最寶貴的統治資源，本身就是最愚蠢的行為，這是斯大林和黎塞留絕不願從事的作為。

因此，建立始終服從於國家利益的國內愛國輿論，乃是一個成功外交的基礎。在輿論上，受製於人與製於人，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這就是斯大林大元帥的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