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朝官修《明倫大典》述論
明世宗朝官修《明倫大典》述論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駕崩,由於皇帝沒有後嗣,經皇太後與大學士楊廷和等人商議,武宗叔父興獻王的獨子朱厚熜被確定為皇位繼承人。朱厚熜即位後,更年號嘉靖,是為世宗皇帝。世宗以藩王入繼大統,即位伊始,便要求追崇他的本生父母,為其生父興獻王定尊號。以楊廷和為首的一批大臣為了維護孝宗一係大宗不斷,主張世宗繼嗣孝宗。一些朝臣則迎合明世宗追尊興獻王為帝之意願,進言鼓動,由此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之爭。隨著爭端日趨激烈,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終於釀成了左順門哭諫事件。世宗不惜運用血腥暴力,以杖殺十七人的酷烈代價,為生父加上了“皇考恭穆獻皇帝”的尊號,取得了尊崇本生的勝利。他的願望也因此不斷膨脹,不但要為生父爭得天子名分,還要求祔享太廟,享受皇帝祭祀。興獻王生前僅具藩王資格,奉其神主入太廟,在嚴格的宗法製度下,無疑為亂帝統、壞名分的舉動,更激起了朝臣的群起反對,又引發了廟祀之爭。爭論的結果是,嘉靖五年九月,於皇城太廟外建世廟為興獻帝專廟,永享子孫奉祀。
我們發現,隨著“大禮議”的進行,嘉靖三年(1524)末開始,一批書史纂修活動逐漸展開,除卻嘉靖四年三月至五年六月纂成的《獻皇帝實錄》之外,還有《大禮奏議》、《大禮集議》、《大禮纂要》、《大禮要略》、《大禮全書》、《明倫大典》等緊扣議禮而進行的係列禮書編纂,展現出了朝內政爭與官方史學之間的特殊聯係,在此,謹以《明倫大典》纂修為中心,探討其在史學和政治上的效能和影響。
一 從《大禮奏議》到《大禮集議》、《大禮纂要》
世宗尊崇本生的大禮議,最終如願以償地獲得了成功,但其間的過程卻非常曲折。他依靠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等少數低級官員的支持,與舉朝大臣相抗,致使輔臣楊廷和、蔣冕、禮部尚書毛澄、汪俊等人先後被迫去職。又采用高壓手段,以左順門的廷杖壓服眾議,在皇帝的鐵腕強權下,興獻王被加上了皇帝的尊號。張璁等人雖然依靠議禮受到賞識和重用,但卻為輿論所不齒,被目為躁進小人、媚君奸邪。麵對強大的輿論壓力,方獻夫、張璁等都曾上疏求退,以避開爭端。
嘉靖三年十二月七日,屢次以病請辭,賦閑在家的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將自己與張璁、桂萼、霍韜等五人所上議禮奏疏彙輯成冊,始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成上、下二卷上呈世宗。他在奏書中言明編纂意圖說:“大禮之議,仰賴聖明獨斷,大倫已明,但禮意尚微,國是靡定,彼心悅誠服者固有,而腹誹巷議者猶多。蓋緣臣等之議,尚未播之於人,雖朝端達士未睹其說之始終,即閭閻小民何知夫事之曲折。臣為是纂補學士張璁等五臣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成上、下二卷,冀得刊布天下,使觀者具之顛末,而是非自見,不必家喻戶曉而聖孝光四海,傳後世矣。”[1]卷46,嘉靖三年十二月丁酉從中我們亦可見當時編寫這部會奏的背景,雖然世宗皇帝以高壓手段確定了父母尊號,但是卻很少有人真的心悅誠服,方獻夫希望通過彙編支持世宗議禮的奏疏,來傳播議禮派的議禮主張,影響輿論導向,其間亦有自明心跡的目的。
方獻夫所纂彙編名為《大禮奏議》,一卷為奏議,載錄張、桂等五人奏疏。二卷為會議,為禮官集議,世宗詔下禮部刊行。
或許是受到《大禮奏議》編纂的啟示,不久,世宗即命禮部尚書席書編纂《大禮集議》。席書受命後,先確定了收錄人員範圍和收錄奏疏的時限。《大禮集議》仍然收錄支持世宗的議禮諸臣所上奏疏,但擴編了收錄的範圍。席書、張璁、方獻夫、桂萼、霍韜等首倡大禮的五人所上奏疏被作為正取,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曆黃結、通政司經曆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等宗室六人為附取。後來,席書又奏請收入錦衣百戶聶能達、昌平致仕教諭王階的奏疏,收錄的時限為嘉靖三年二月張璁、桂萼赴京師以前,此後則不取,其意在杜絕“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之輩。同時建議者,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撿房浚等人的上疏,因“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不在收錄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