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史料與全球化視野：重建近代中國的問題意識
實證、史料與全球化視野：重建近代中國的問題意識
對曆史學家來說，通過自己的研究作品，努力呈現曆史的真實麵貌，當然是一件義不容辭的工作。這種看似簡單的工作目標，有時候卻是充滿挑戰性的。正如《心通意會：曆史研究中的虛證》一書所言，學界過去標榜的“實證”，早已麵臨嚴峻的理論挑戰和實踐困境。就理論而言，後現代史學業已指出，曆史學者借以進行實證研究或認為能賦予其研究“實證”性質的史料，基本是以“文本”（text）的形式存在，文本是人做成的，當時當事人在記錄曆史的時候，是通過觀察認知，進行有選擇的記錄，本身就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即便檔案，也存在 *** 成分，不可盡信。
從邏輯上來說，如果實證研究的前提存在缺陷與不足，最後形成的研究成果，自然很難稱為“信史”。這也是當下不少研究作品，從學術規範性的角度來審視，看上去似乎很是完美無缺，但是總覺得缺少某種真知灼見，在史識層麵存在一定的缺憾與不足。就筆者較為熟悉的民國曆史研究而言，這種現象更是無處不在。有鑒於此，本書作者楊天宏教授在研究思路、研究領域與問題研究等方麵，不走尋常路，試圖作一些研究理論與 *** 的路徑新探，猶如《孫子兵法》所言“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無疑是有利於學人在近代中國史研究領域獲取新的突破。
作者 | 嚴泉
《心通意會》，作者：楊天宏，版本：壹卷YeBook｜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8月。
曆史的虛證與默會
開拓一種新的研究思路的理論路徑，作者稱為是“虛證”。所謂虛證，強調研究中獨立思想的重要性。“蓋學者若無獨立之思想見解，即便占有大量史料，頂多隻能算是學術研究中的匠人，隻適合做資料整理類的基礎工作，而不能將學術推進到崇高境界。”書中特別指出，曆史研究雖然不能以“思辨哲學”作為入手功夫，但是在研究過程中，仍然可以明確基本學術觀點，詳盡而又嚴謹地展開論證，有立論，有駁論，有推理，有演繹，有歸納，有想象，有假設，有虛構，有臆斷，有創製，有關聯性思考，有研究結論。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既要為自己的思想見解提供證據，更要建立證據鏈和分析論證的邏輯鏈，證據可能具有部分客觀性，證據鏈的形成則是基於事實的主觀運思，至於邏輯鏈以及與此相關的認識論框架，則是純主觀建構。這一充滿思辨的學術 *** 過程，指向性隻有一個，就是“證明”曆史學者對於“曆史”的構想。
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史料重要，解讀更重要；獨家占有的史料重要，但對尋常史料不尋常的認知更重要。至於檔案，因其具有的原始性質，對曆史的證明價值或超過尋常史料，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視，但檔案的利用也常常需要主觀因素參與其間。在研究思路如何拓展問題上，書中提到文化人類學對曆史學研究思路的啟示作用。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從心理學借鑒而來的“移情”（empathy）。所謂“移情”，簡單定義，就是“把自己置於另一個人的位置上的能力”。
史學大師陳寅恪也有類似看法，他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嚐言“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他進一步解釋道：“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這種強調對曆史事件和人物持“了解之同情”，實際上就是對“移情”或“主位描述”的強調。以此為出發點，方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研究者作為當代人固有的特性，“設身處地”觀察與認知，更好地理解與闡釋曆史進程的人與事。
《茶館》劇照。
全息曆史的必然與偶然
研究思路的路徑新探固然重要，研究領域的重新認知同樣不容忽略。作者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係統性缺失問題。具體而言主要有兩方麵的表現：一是通史不通，沒有將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梳理清楚，貫穿始終；二是專史過專,失去了與其他方麵曆史的內在聯係。比如政治史沒有經濟史的支撐, 細化到政治史內，作為其有機構成的政黨史、議會史、內閣史被割裂肢解，而經濟史也看不到政治的反作用，這顯然不是完整的曆史觀指導下的學術建構。“過去30年，中國近代史的專題研究已經做得比較具體深入，但曆史複雜的內在聯係卻變得更加模糊。現在已經很難看到嚴格的係統性很強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了，在追求專門化研究的過程中，曆史被孤立化了，全息的曆史影像看不到了，姑不論基本沒有係統性意識的學者炮製的作品，就連有著較高學養且學術認同度很高的學者的著作，也或多或少表現出係統性的缺失。”
何為學術研究的係統性？本書認為至少應有四方麵要求：一是內容完備周至，二是學術思想一以貫之，三是建構了能夠將多層麵的曆史事實擺放在合理位置的邏輯框架，四是提供了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體係。這樣的理解與現代西方曆史學理論也是大致符合的。比如克羅齊就曾提出三點在曆史學家的曆史意識中“具有一切理由謹守勿失”的原則，即：“曆史事件的完整性，敘述與文獻的統一性和發展的內在性。”
在對係統性缺失思考的基礎上，作者尤為重視評估政治史在民國史研究中的位置。政治史在傳統曆史撰述中曾居主導地位，但在西方新史學排斥政治史的取向影響下卻滑至邊緣。新史學拓展了曆史研究領地，也帶來了需要正視的“碎片化”問題。曆史研究中的學科整合有多種選擇，但就轉型中的民國而言，由於政治在民國期間已構成無處不見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的極端表述法，似乎也可以用“全部民國史都是政治史”來強調民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上與其他曆史部類的內在關聯，政治史尤其是民初15年的政治史可望作為整合已呈“碎片化”趨勢的民國曆史研究、使之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的學術進路。
這種看法與中國台灣地區近代史研究大家張玉法先生不謀而合，他也曾在《中華民國史稿》一書前言中強調民國史以政治史為主，理由有三：（1）近代以來， *** 主管的事務增多，人民對 *** 的期望增多，在民間社會未能建立以前，政治的良窳和穩定與否，直接間接關係著每個人、每個機關和團體。（2）近代以來，政權的角逐與更替不僅牽涉一個黨派或軍係的利益，人民大多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支持或投入某黨派、或某軍係；某黨派或某軍係政權角逐的過程及成敗，都影響到個體。（3）近代以來，中國受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侵略嚴重，中國能否有效應付侵略，除自身力量以外，訴於外交。因此，外國的軍事和經濟侵略，以及中國外交的成敗，都影響到每個人、每個機關和團體。在近代中國曆史演變過程中，政治史較經濟、教育、文化史為重要；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經濟、教育、文化皆為政治的工具。就此點而言，與近代以前相去不遠。
因此，對於具有“整體史”抱負的民國史研究學人而言，不重視政治史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民初及北洋時期是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奠基時期，很多基本的製度都在這一時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變化也是在這一時期發生。民國曆史上許多重大問題，如果不從這一時期開始探尋，將根本不可能說清楚。例如，如何解釋西式共和製度能在數千年專製曆史之久的中國突然產生，並且一直存在下來？為什麼被描繪得最為黑暗、最無法律秩序的北洋時期卻成了近代中國法律製度建設更具成效的時期，近代中國很多重要的法律製度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基，以至由外國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權調查亦承認北洋 *** 這方麵的成就？為什麼人們的曆史記憶中軍閥肆虐的北伐前10餘年卻呈現出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文化、教育最為自由多元的現象，就是影響至今的揭櫫“科學、民主”旗幟的新文化運動卻是在這一時期出現？
電影《末代皇帝》劇照。
法學與政治學的交叉視角
問題研究的路徑選擇亦是本書的一大特色，“就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而言，很多重要的政治史問題缺乏嚴格的事實辨證，就連一些被視為常識的曆史問題亦存在諸多疑竇。”在筆者看來，法學與政治學交叉視角中的問題研究成為政治史研究領域新的重心，憲法、賄選、軍閥、內戰等這些過去常見的曆史現象，開始有了新的曆史內涵與問題解讀。這也是作者多年來民國政治史研究問題意識的特色凸顯，不少觀點都是擲地有聲、新論迭出。
在憲法問題研究上，通常認為民初《臨時約法》是一個革命的、民主的憲法性質文件，而1923年的民國憲法則是一部賄選憲法。但是如果使用比較憲法學的眼光審視不難發現，《臨時約法》不僅設計的是足以導致利益衝突甚至引發戰爭的畸形政治體製，也未必能體現民主 *** 精神。而1923年民國憲法相較於《臨時約法》，在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地方二次分權設計、地方過度分權矯正、中央與地方合作體製等方麵更加完備，創造出一種適合當時中國的聯邦分權製度模式。受作者的啟發，筆者以為聲名狼藉的安福國會製訂的1919年憲法草案，也具有憲法學研究價值，草案秉持權力分立與製衡的原則，汲取民國初年的政治實踐經驗教訓，大量借鑒英國與法國議會製度中許多合理的規定，在一些重要的製度設計方麵，更加接近於英、法的議會內閣製度。
再比如1923年發生的“曹錕賄選”，幾乎成為人們的曆史常識，被寫進了中學和大學曆史教科書。作為一種刑事控訴，作為直係領袖和總統候選人，曹錕無疑具有重大“賄選”嫌疑。就性質而言，有關控告已遞交檢察機關，屬刑事犯罪指控。“然而這一控告要能在法律上成立，需要具備的條件尚多。既然是刑事控告，就應信守‘罪刑法定’原則，提供法學意義上具有相關性、可采性和證明力的確鑿證據。但相關指控大多偏重政治因素的考量，忽略了法律層麵的審視。”從司法原則上看，迄今所有“賄選”指控都是在做“有罪推論”，所提供的證據並不全都經得起法理推敲和事實檢驗。依據民國《議院法》和北洋時期適用的《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從刑事證據學層麵的思考曹錕“賄選”事件，表示認定曹錕是在“賄選”且觸犯了刑律，需要考慮的因素尚多，不無一定的道理。
從政治文化與法律製度視角研究軍閥現象，同樣會有新的發現。北洋時期的民意調查提供的大量數據表明，軍閥的構成是良莠不齊的。1924年前軍閥的整體形象並不糟糕。在民調中軍閥得票率較高，個別軍閥得票一直名列前茅。直奉戰爭後百姓對此認知產生變化。這說明軍閥並非向來如同曆史書寫一般糟糕，1921-1924年間軍閥平均得票率高達29.20%便可證明這一點。軍閥整體負麵形象的形成，既與部分軍閥的自我表現有關，也與 *** 在蘇俄指導下的宣傳形塑有關，而這些形塑有虛有實，需要在研究中多加辨析。軍閥政治的腐朽黑暗與 *** 的宣傳有關，並不意味著對軍閥以及軍閥政治的肯定，事實上軍閥及軍閥政治存在嚴重的問題，這主要表現為分裂割據與國家不統一。而造成分裂割據的原因並不全在軍閥。從根本上講，軍閥製度的產生與民初包括《臨時約法》在內的諸多法律製度建設存在弊病有關。這類的法律製度實際造成了軍權的二元化以及地方勢力的做大。加之民初 *** 袁世凱的軍民分治，形成軍人實際幹政的局麵，既成的實施與《臨時約法》的製度固化，使軍閥政治由此產生。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強調，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並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經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作為政治工具的北洋內戰研究觀點無疑是具有顛覆性的。在北洋 *** 時期，短暫的戰期，狹小的戰區，不痛不癢、不分勝負的“決戰”，使北洋軍人在“武力統一”旗幟下進行的戰爭成為中外觀察家眼中不可思議的“另類戰爭”。這類雖經戰爭卻未消滅敵方有生力量的情況，不僅出現在兩次直奉戰爭中，而且終北洋之世幾乎所有的軍閥戰爭均不同程度存在。事實表明，戰而未獲真正意義的勝利，是北洋時期戰爭不斷、兵連禍結、“統一”無法實現的重要原因。直、皖兩係軍閥“武力統一”戰爭中不可思議的“另類”戰場表現，與參戰各方對戰爭的理解及所采取的作戰方式有關，與帶有階級仇殺或抗擊異族入侵的戰爭帶有你死我活性質不同，其性質主要表現為政爭的暴力手段。由於戰爭形同兒戲，“戰”而不求真正意義的“勝”，戰爭持續時間及實施範圍必然有限，這又進一步影響到交戰各方戰略目標的全麵實現。直皖戰爭僅短短5天，之一次直奉戰爭接近一個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間最長，也僅斷斷續續進行50天。
電影《邪不壓正》劇照。
全球史視角下的近代中國研究
讀罷全書，如果從學術研究係統性方麵再增加一條的話，筆者還是較為提倡一種全球化視野，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特別是民國史研究的啟發是多方麵的，關聯性、互動性與開放性視角帶來的變化將涉及研究選題、 *** 創新與曆史評價等。
首先，全球化視野可以更好地幫助研究者發現有價值的關聯性視角，避免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史學研究的碎片化是近年來史學理論研究的熱點，也是當前史學研究領域的困境之一。如何從整體史的角度更好地認識中國近代史與近代化，確實需要研究者具備全球化視野，因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種曆史存在。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在《全球化：來龍去脈》中指出：“全球性因素是一種古已有之的現象。而全球化，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過程。”對此，傑弗裏·巴勒克拉夫倡導曆史研究要具有“全球性眼光”和“總體曆史眼光”， “世界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整體，所有的一切都在這一整體中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以及互相碰撞和衝突……如果我們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夠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諸種力量。”隻有具備全球化視野，強調曆史考察的分析視角是全球性的，而非區域性的，才能更好地發掘有意義的問題意識，打碎學科封閉的藩籬，加深對中國近代化與全球化曆史規律的新認識。
其次，全球化與中國近代化研究的互動性視角，有利於研究 *** 的創新。俞可平曾指出：“全球化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向度，從而也在改變著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和分析角度，即使像曆史科學這樣一些已經發生的事件和人物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極大的衝擊。”正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著名國際關係史學者入江昭倡導“國際史”取向，即“超越國家的分析視角而把全世界作為一個研究框架”，除以解讀 *** 間往來文電為主的傳統外交史 *** 外，更加注重宏觀曆史，強調國家間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層麵的互動，強調內政與外交的聯係，從多線角度綜合權力、利益、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不僅是 *** 外交史，中外關係領域中的思想、文化、教育、社會、經濟、宗教、藝術史等問題均可以借鑒這一分析視角與 *** ，觀察中國近代化的世界意義，客觀評估近代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與影響。
電影《末代皇帝》劇照。
最後，全球化與民國史研究的開放性視角，可以促進民國史研究的深入發展。上世紀70年代，美國知名漢學家白魯恂曾評價北洋時期的社會變遷，“軍閥時代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個案：這一時期的中國對意識形態與知識的多元化都持開放態度。國家也受到更加多元性與競爭性政治的挑戰。”近年來，在荷蘭學者馮客看來，民國時期在政治、思想、市場等方麵都是開放的，是與全球化緊密相聯的。現代中國的製度、商品、思想、人員與世界不斷交流，全球性的流動促使社會的多元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哈佛大學教授柯偉林曾經提出，“民國時代的中國曆史是由它的對外關係的性質所界定、塑造，並且最終必須依此來解釋的。”柯文（Paul Cohen）所說的那種“著重於內部研究”、尋求某種有特色的“中國中心”的 *** 不一定適合於民國時代，因為“這一時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國際層麵的影響”。柯偉林的新著《思想的帝國：以德國到美國和中國的現代大學創建史為鑒》，也正是這種開放性研究視角的充分體現，即全球經濟、文化、思想、技術和政治力量與現代中國的曆史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因此，對於民國時期重大事件研究，應進一步關注與其有關的世界經濟、殖民外交、國際關係等全球化因素。而內政外交改革，更應思考改革的域外影響，包括與世界接軌的主動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化視野無疑將會深化我們對民國時期外交與內政關係、文化和經濟的國際化等重大問題的研究，跨越政治與時空邊界，將中國置於全球化的世界曆史進程之中。充分認識20世紀中國曆史進程的變化性與複雜性。
作者/嚴泉
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