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東京審判時，中國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國後麵

1945年東京審判時，中國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國後麵。梅汝傲反對，一定要排在英國前麵。但庭長拒絕了他的提議。梅汝傲憤怒的說：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中國受侵略最深，抗戰最久，犧牲更大。而英國卻隻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國絕不能接受排在英國之後！

1946年日本在東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中、美、英三國作為戰爭的勝利者，決定將日本公審，由中國更高法院院長梅汝璈出庭受審。

他是南昌人，從小學習就非常優秀，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又到國外進修，獲得法律博士學位。

後來他回國以後，出任山西大學教授，在教書過程中，梅汝璈深刻認識到民族複興的重大意義，不但將學問傳授給學生，更將愛國報國的理想灌輸給他們。

漸漸地，梅汝璈以其淵博的學識和對祖國的熱愛，被送到了東京，由他來審理日本戰爭罪犯，梅汝璈知道這次庭審的意義，也預料到了庭審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問題，果然還沒開始，就遇到了麻煩，起因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那就是法官的位置。

梅汝璈看著韋伯製定的名單，眉頭微微皺起，按照這個計劃，中國人應該和英國人一樣，站在韋伯的身後。

梅汝璈清楚地知道，這個職位會嚴重地影響他與更高法院院長之間的交流，也會使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喪失殆盡。

這一刻，梅汝璈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衝動，他身為中國億萬子民的代言人，肩負著維護國家尊嚴的職責，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反對韋伯。

他表示，中國的法官，作為受害者更大的受害者，理應坐在首席法官左邊之一個座位上，而不是讓英國人來坐，但英國的法官們認為這是理所當坐的，因為這是聯合國的慣例，英國應該排在中國之前。

梅汝璈斷然駁斥，這哪裏是什麼聯大，分明就是在審判日本日本犯辱華罪行，按照他們投降時簽字的先後順序，美國居前，中國居後，依這個順序排序，倒也合乎情理。

梅汝璈的“異議”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讚同與了解，而韋伯在這一次的施壓下，並未作出直接的回答，其立場也是模棱兩可。

排練當天，梅汝璈走進法院，卻意外地看到，他的位置仍在英國大法官的身後，這跟他事先的計劃並無二致，於是勃然大怒，脫掉法衣，拒絕參加排練，表達自己的不滿與反對。

最後，由於他的一再要求，韋伯不得不做出妥協，把中國大法官的排位放在英國前麵，這一裁決顯示出中國在東京庭審中的重要性，以及公正無私的立場。

第二天，各家報刊頭版紛紛報導此事，中國大法官的席位問題也成了人們關注的重點，尤其是梅汝璈。

然而，要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審理並不容易，在庭審開始後，中國檢方很快就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因為英美兩國的法律規定，起訴要有確實的證據作為依據，才能使被告認罪。

然而，因戰時情勢的特殊性，尤其是作為更大受害者的中國，所能獲得的證據明顯不足，情勢一時僵持，直至遠在美國的高級法律學者倪征燠獲悉後，才主動介入。

回國後，他到處搜集證物，先請漢奸把罪行記錄下來，事後他又走訪死者的家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隻有一麵之詞，很難讓人信服。

就在倪征燠一籌莫展的時候，一項令人震驚的發現，在日本軍方檔案裏，竟然記載了許多日本人的殘暴行為，包括屠殺平民、 *** 婦女、毀壞財物等令人發指的罪行，這些都是極具說服力的罪證。

有了這些數量驚人的卷宗，中國的檢控官終於不再處於劣勢，在隨後的法庭上，許多戰犯紛紛開口，在鐵證如山的鐵證如山麵前，他們無話可說，隻能低下頭，承認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東京庭審期間，法院舉行了818場公審，總計達四萬餘頁的卷宗，然而在最終審判階段，仍出現了一個僵局，就是對戰爭罪犯的死刑，歐美各國的法官，大多都讚成特赦，因為他們認為，死刑有違人類的文化與宗教。

梅汝璈直言不諱地指出，有些西方的法官，往往喜歡將事情弄得複雜。

在梅汝璈等人的不懈努力下，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這次長達兩年零七個月之久的案件，終於有了一個公平的判決。

（信息來源：澎湃新聞2021年10月26日——《二戰戰犯審判中的中國法律人》係列② 梅汝璈：東京大審判中的中國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