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舊書業溯源

北京古舊書業溯源

“書肆”，我們今天稱之為書店，古代又稱為“書坊”、“書林”、“書鋪”、“書堂”、“書棚”、“經籍鋪”等。中國的書肆，最早起源於西漢時期。西漢文學家揚雄在《法言·吾子》中曾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這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古籍文獻中最早提到“書肆”的記載。隨著我國古代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和廣泛使用，古代書刊的傳播、流通更為廣泛，並開始出現規模性的圖書貿易活動，由此而帶來了一個新的經營行業——古代書肆業。

北京曆史上的圖書貿易活動，最早出現的時間約在唐代後期至五代初年，遼代以後開始大規模興起。金代時北京的書肆發展速度更快，甚至開始大量刊刻民眾所需的醫書、類書和民間的說唱諸宮調等圖書。元朝的大都城書肆業發展到已經擁有一定規模、相對固定的圖書市場——“文籍市”，並且出現了專營某類圖書的竇氏“活濟堂”、汪氏書鋪等專業書肆。明代北京書肆業進入了發展的成熟期，已經形成行業內刊刻、批發、流通等各環節的專業化分工明顯的特征，並成為全國四大聚書之地中最重要的一處。清代，是北京古代書肆業發展鼎盛時期，標誌之一是琉璃廠書肆的集中發展。

清末民初北京書肆業分化成為古舊書業、新書業，標誌著北京圖書行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當時北京城的琉璃廠、東安商場、隆福寺以及西單商場、前門打磨廠等地形成了古舊書店集中之所，最多時達數百家之眾。

北京古舊書業，在其發展中呈現出幾大特性：

之一，什麼需求，催生什麼書店

北京書肆業興起於遼代，誘因主要是佛教寺院以及民間禮佛需要刊行佛經等。因此，當時的刊刻與佛教寺院結合緊密。而明代北京書肆與京城的文化活動以及文化消費需求密切結合，平常之日眾多書肆開設於“大明門之右，及禮部之外，及拱宸門之西。”

至清代，以書肆業為主體的琉璃廠文化街的形成，更是把書肆網點分布與城市居民結構及文化消費需求相結合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清代實行“旗民分城而居”，大量漢族官員及每逢會試之年趕考舉子多集中於宣南，書肆大規模集中於此帶動了琉璃廠文化街的興起和繁榮，並且成為北京古舊書業的典型代表。

民國以後，隨著旗人家境的敗落，居住於內城的顯貴之家藏書開始外流，隆福寺書肆店鋪，由此成為民國初年古舊書經營的重要區域。而東安市場的古舊書店由於接近外國人出入區域以及部分教會學校、醫院，以經營外文舊書而擅長。相比之下，西單商場的舊書店和舊書攤，因比鄰新興學校和 *** 機構，常以經營小零本及舊教材等價格相對低廉的舊書為主。

第二，“以書會友”成傳統

古舊書肆往往圍繞著文人學士的學術文化需要開展經營，因此，自古就注重與文人學士的密切交往，“以書會友”。文人學者往往將古舊書店視為“安身立命之所”，稱書肆店鋪的店員為“書友”，交往中反過來又促進了古舊書店鋪文化經營的品位。

清前期的著名學者孫承澤、王士禎、孫星衍、朱彝尊、李漁、紀昀等人都是古舊書肆的常客。而近代著名學者翁同龢、潘祖蔭、李文田、王懿榮等常以書肆為聚會場所，看書賞畫、吸煙品茶、閑聊雜談，成為一種風氣。

上世紀20年代，魯迅先生寓居北京時也與古舊書肆結下不解之緣，從他的日記中統計，在琉璃廠訪書購物達480次之多，先後購買3800多冊（部）圖書、碑帖，當時的來薰閣、通學齋、有正書局、直隸書局、商務印書館、神州國光社等都留下了魯迅的足跡。

原中國書店業務顧問郭紀森，民國時期經營開通書店時與一大批專家學者建立了密切聯係。顧頡剛主編《禹貢》半月刊，郭便給他找到許多地方誌和地圖，洪煨蓮教授主編經史子集各種《引得》，郭紀森就給他送去有關古今書目不下數百種。

第三，久居古舊書業易成“行家”

自古以來，古舊書店鋪就有為買主找書和為書找顧客的經營傳統，書店夥計往往根據文人學者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興趣，主動為其搜羅相關的文獻資料；此外，還根據顧客的需要，開展古書裝訂修補、古舊書刊的集配等業務，為學者文人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服務。

長期的經營實踐和業務積累，常使古舊書店的掌櫃及其店鋪夥計成深諳古舊書刊某一方麵的專門人才。他們或是古書版本專家，或為古籍目錄學內行；或有古書裝訂修補的高超技藝，或具碑帖書畫的鑒定絕技。

譬如，通學齋掌櫃孫殿起，十分注重對古書版本的收集和整理，每當收到一部古書，孫殿起便詳盡地記錄其版本的情況和流傳過程，並按照版本目錄學的基本要素加以整理。1934年，他撰著的十二卷《叢書目錄拾遺》刊行。兩年後，孫殿起撰寫的二十卷《販書偶記》問世。鄭振鐸在《西諦書話》中稱讚孫殿起“頗有眼光，見聞亦廣”。而上世紀經營琉璃廠鬆筠閣的劉殿文，世人送其雅號“雜誌大王”。他以經營舊期刊而聞名京師，對各種期刊的版本流傳了如指掌，著有《中國雜誌知見目錄》。

同時，從業者的“術業專攻”，反過來直接影響到古舊書店鋪的經營內容和門店的經營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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