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多名官僚高僧集體亮相，背後的“金主”究竟是誰？
敦煌莫高窟早期的洞窟裏，室內麵積更大、供養人最多的，無疑就是北周時期的第428窟了。第428窟室內麵積達到178.38平方米、供養人像多達1200身，結合壁畫風格所屬時代，這座洞窟被學者認為很可能是《李君修慈悲佛龕碑》（簡稱《聖曆碑》）碑文所述建平公所開鑿的那座大窟。
建平公，是北周時期重臣於義的爵位，用爵位來稱呼於義，是初唐武周時敦煌人對於這位前朝父母官的尊稱。於義是關隴集團初代成員於謹的兒子，於謹則是北魏初年被稱為“黑槊”的名將於栗磾之後代，本姓萬忸於氏，因於栗磾軍功顯赫，於氏家族早在北魏中期就成為北魏王朝的名門望族。於謹是宇文泰繼承賀拔嶽軍團建立西魏、宇文護擁戴宇文覺稱帝建立北周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宇文泰在大統年間創建關隴集團的初代成員。
於謹諸子在北周、隋朝都混得風生水起，於謹子孫更是在日後的唐朝成為一等一的顯赫望族。關於於義與莫高窟第428窟的故事，我們需要從關隴集團講起，這也是我們理解第428窟為何如此之大、供養人如此之多的“不二法門”。
關隴集團的崛起與嬗變
於義所從屬的關隴集團，其實隻是史學大家陳寅恪為方便人們理解西魏、北周、隋、初盛唐時期的政治發展，而提出的一個籠統概括魏周隋唐統治集團的概念。關隴集團本質上是一個相對鬆散的人群，這個集團內部不是一致對外，相互之間也存在利害衝突。甚至，因為魏周隋唐的多次高層政治鬥爭，關隴集團的領袖人物與核心圈層也經曆過多輪洗牌迭代。大體而言，宇文泰在大統年間，通過府兵製為中心的一整套改革，建構起關隴集團的初始班底，而後由宇文護、楊堅、楊廣、李淵、李世民、李治分別在一次次政治鬥爭後主導起關隴集團的至少六代班底。
在元榮去世、鄧彥奪權、申徽平亂之後，西魏在廢帝二年（553）與恭帝元年（554）先後吞並原本屬於南梁的巴蜀地區與荊襄地區，並且在江陵（今湖北荊州）扶持起以蕭詧為首的傀儡政權，史稱“後梁”或“西梁”。西魏由此從南北朝後期西魏、東魏、南梁三國中領土麵積與綜合實力最差的一方，轉換為與北齊、南陳相比，領土麵積更大、綜合實力居中的一方，西魏權臣宇文泰由此達到人生威望與權柄的巔峰。
然而天不假年，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西魏權臣宇文泰在北巡過程中去世，臨終前，宇文泰將權柄與幼子托付給侄子宇文護。由於宇文泰的死亡相當突然，而宇文泰與西魏文帝元寶炬之女元胡摩所生嫡長子宇文毓剛剛14歲，唯一相對大齡且成活的成年兒子隻有庶長子宇文覺。宇文護雖然是宇文泰的侄子，但他其實隻比宇文泰小6歲，是宇文泰長兄宇文顥（戰死於六鎮之亂）之子。宇文護與他的親哥宇文導（554年去世）一直是宇文泰掌權西魏時的左膀右臂。在小叔宇文泰突然去世、侄子年齡太小的情況下，宇文護是唯一合適的托付之人。
為鞏固宇文氏家族的權柄，宇文護在557年初擁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孝閔帝），建立北周王朝。然而，新生的北周政權，從一開始就君權旁落在宗室權臣宇文護手上，宇文護還利用這份威權先後殺害孝閔帝宇文覺、明帝宇文毓兩位傀儡皇帝，不服宇文氏家族取代西魏或不服宇文護專政的之一代關隴集團權貴（獨孤信、趙貴等宇文泰當年的同僚）也被宇文護殺害、排擠、打壓。
當年以“六柱國”為核心、兼顧西魏宗室的關隴集團初代核心團體，至此重組為以宇文護為中心的第二代關隴集團核心領導層。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與閻立德的祖父閻慶，正是宇文護的表兄，閻慶的姑姑就是宇文護之母，雖然閻慶並不依附宇文護，但閻氏家族正是在宇文泰、宇文護時期成為關隴集團核心成員的。
比起閻慶，於義之父於謹就很看得明白形勢，正是他在宇文泰去世後率先站出來支持宇文護。但於謹的支持並未達到趨炎附勢的程度，作為西魏北周元老級存在的於謹，還有擁戴宇文泰、交戰東魏、平定荊襄的從龍之功與赫赫戰功，這就為於氏子弟的發達奠定了長久基礎。哪怕宇文護在建德元年（572）被北周武帝宇文邕殺害，權力重新回到北周皇帝手上，於氏家族的地位也絲毫沒有受到影響，於謹諸子的從政之路也青雲直上。
曆任瓜州刺史
我們先把視線拉回敦煌，在申徽離任與於義到任瓜州刺史之間，先後有韋瑱、段永、李賢擔任瓜州刺史一職，申徽在西魏大同元年（535）便投奔宇文泰，擔任記室參軍兼主簿，是宇文泰霸府的早期僚佐之一。韋瑱則是西魏朝廷所在的長安本地豪族出身，在西魏初年便擔任宇文泰的行台左丞；段永則是在西魏立國後投奔過來的段氏鮮卑後代；李賢更是早在宇文泰初掌關西大軍時便投奔宇文泰。其中，韋瑱與段永都參加過西魏早期應對東魏攻擊的潼關、沙苑、河橋之戰，李賢則是西魏重鎮原州（今寧夏固原）的豪族，不僅幫助宇文泰穩定原州，甚至還幫宇文泰撫養兒子宇文邕、宇文憲。可以說，這四位都是宇文泰的鐵杆心腹，不是掌握軍政機密，就是從屍山血海裏為宇文泰拚殺出霸業的幹將，甚至是可以讓宇文泰把兒子交給他養的心腹。從這四位接連擔任瓜州刺史，就能看出西魏宇文泰與北周宇文護對瓜州敦煌的重視程度了。
申徽在大統十二年至十七年（546—551）年間主政敦煌，接任者不明。西魏恭帝三年（556），韋瑱被任命為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坐鎮敦煌，任期三年，直到北周明帝二年（558）左右卸任。在任期間，韋瑱清廉節儉的美德，促進了瓜州敦煌營商環境的改善，由此獲得敦煌老百姓的交口稱讚，韋瑱作為久經沙場的名將，戰略能力與軍事能力也很強，或許挫敗了周邊勢力的襲擾，更有利於敦煌的穩定發展。甚至韋瑱到期離任時，敦煌百姓追著送別，他硬是被拖延十多天才啟程東歸。瓜州敦煌也是韋瑱一生主政的最後一地，卸任不久，韋瑱便在家鄉長安去世。
接任韋瑱的，很可能是段永，段永的任期大約是北周武成元年（559）至保定元年（561）之間。段永也是一位能征慣戰、輕財好士的好官，朝野名聲非常好，想必其在任敦煌期間，對敦煌的穩定發展也有一定貢獻。段永之後，李賢被宇文護掌握的北周朝廷任命為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而這時李賢的“職級待遇”則是“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軍政級別相當之高。
李賢之所以在保定二年（562）以如此之高的級別空降瓜州敦煌，不僅僅是北周重視瓜州的慣例，也是因為李賢受到宇文護的排擠所致。在此之前，李賢的侄子李植因為不滿宇文護的專政，在明帝元年（557）年便試圖謀殺宇文護，奈何事情泄密，不僅李植被殺，李植之父、李賢之弟李遠也被宇文護逼死，這就讓本來在西魏時期便功勳卓著的李賢受到牽連，以至於到保定元年的四五年間，李賢的軍政級別與待遇都被免除。直到曾經在李賢家裏養了6年的宇文邕被宇文護擁戴為皇帝，作為皇帝養父的李賢這才恢複待遇並且被授予軍政職務。
李賢在瓜州刺史任上也幹了三年（562—564），三年任期後主政河州（今甘肅臨夏），擔任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根據寧夏固原李賢墓1985年出土的《大周柱國河西公李賢墓誌銘》記載，李賢在瓜州主政期間“利建茅社，啟土宇於河西。分竹敦煌，仍專萬裏之務”。學者賀世哲在《石室劄記》中認為，敦煌莫高窟第290窟很可能就是李賢擔任瓜州刺史期間，主導營造的功德窟。學者李茹在《敦煌李賢及其功德窟相關問題試論》一文中認為，第290窟內壁畫與塑像應當是北周保定三年（563）完成，而窟內的供養人畫像大概率就是李賢及其親屬、僚屬的形象。
詔曰：
“朕昔衝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並豫宴賜。”
這封詔書是記載北周曆史的《周書》收錄在李賢本傳的一封由北周武帝宇文邕下達的，考慮到文中有“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的稱謂，這封詔書的下達時間應當正是李賢在瓜州刺史任上之時。值得注意的是，宇文邕並非是在長安朝廷中下達這封詔書，而是在西巡原州，到訪自己曾經度過6年光陰的李賢家時下達的。這在封建王朝的君臣關係中，堪稱佳話，更是李賢乃至整個原州李氏家族的殊榮，所以《周書》才會全文錄入這篇詔書。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們從文物角度看，敦煌莫高窟第290窟是李賢主導營造的功德窟，固原李賢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如今也是固原市博物館的重要收藏，其中一款鎏金銀胡瓶，還在器身上鏨刻有古希臘特洛伊故事的情節。李賢的曾孫女李靜訓墓出土大量珍貴文物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陝西曆史博物館、碑林博物館。另外，李賢主政的河州，境內有一座炳靈寺石窟，現在也存有一定數量的北周洞窟，或許也有李賢主導營造的遺跡。
1200多身供養人由來
於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誌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郡太守……進封建平郡公。
李賢之後，便是建平公於義擔任瓜州刺史，建平公是於義的爵位，其父於謹為燕國公，是“國公”級別，建平公全稱應為建平郡公，為“郡公”級別，次其父一級。在此之前於義很可能擔任的是邵州刺史，此時於義的父親於謹擔任雍州牧、坐鎮長安，是北周京畿之地的行政長官；大哥於寔刺勳州、坐鎮山西稷山，正處於周齊前線；另一兄於翼刺渭州、坐鎮隴西，把控著關中平原的西大門，均是北周的軍政重地。於義坐鎮的邵州位於今山西省垣曲縣，正是扼守長安以東崤函古道、黃河沿線乃至軹關陘等要道的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北周東部與北齊對峙的國境線與戰線所在。
根據學者施萍婷在《建平公與莫高窟》一文中考證，《隋書》載於義“明、武世，曆西兗、瓜、邵三州刺史”，西兗、瓜、邵三州的任職履曆，應是中古時期史書常見的語序顛倒，畢竟北周隻有在滅北齊後才能擁有西兗州的地盤。於義真正的任官順序，應為邵州、瓜州、西兗州。根據李賢離開瓜州，到任河州的時間，於義很可能是在保定五年（565）左右出刺瓜州的。
與此同時或稍後，於寔調任延州刺史（治今陝西延安）、於紹擔任綏州刺史（治今陝西綏德），延州、綏州都是北周北部邊疆防禦突厥的軍事重鎮，於寔子於顗擔任郢州刺史（治今湖北鍾祥），負責監視隔壁的傀儡西梁政權，於翼甚至入朝以大將軍身份掌管中外宿衛兵事，成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禁衛軍統帥。他們的父親於謹天和三年（568）在雍州牧任上去世。由此可見，於義在出任瓜州刺史主政敦煌時，家族勢力是如何之強大。
北周時期的洞窟基本上都處於莫高窟南區中段北部北魏後期及西魏時期所開洞窟附近，位於崖壁中層的編號第290—305窟，以及上層的第428窟、429窟均是北周時期開窟。其中，第428窟不僅麵積更大、供養人數量最多，而且還處於北周時期營造洞窟更高的位置，雄踞北周諸窟之上，無疑是《聖曆碑》記載於義主政敦煌期間修造的大窟。
在莫高窟第428窟的1200身供養人中，有一身位於東壁門南上排第二身的供養人畫像，存有墨書榜題，寫作“晉昌郡沙門比丘慶仙”供養，而在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S.2935《大比丘尼羯磨經》題記中有“天和四年歲次己醜六月八日寫竟，永暉寺尼智寶受持供養，比丘慶仙抄訖”的字樣，其中“天和四年”為569年，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尚未親政的宇文護專權晚期，也是建平公於義主政瓜州敦煌期間，由此形成一個間接證據，證明第428窟與於義相關。我們並未在敦煌莫高窟北周時期的壁畫中發現像西魏大統四年、五年那般明確的年號題記，這處通過比丘慶仙產生的藏經洞文書與敦煌壁畫墨書題記的對應，彌補了洞窟內未見北周紀年的缺憾。
比丘慶仙來自晉昌郡，也即今天的甘肅省瓜州縣，當時是敦煌郡所屬瓜州下轄的郡級政區，與敦煌郡處於同一州範圍內。雖然晉昌郡距離敦煌郡有兩百裏的路程，不過考慮到屬於晉昌郡的榆林窟在唐代被視為與莫高窟並列，兩窟僧侶也常常交流。晉昌郡比丘慶仙出現在第428窟的壁麵上倒還算瓜州範圍內的內部交流。不過，人們也發現了一處寫作“涼州沙門比丘道珍”的墨書題記，此時的涼州正處於於義的大哥於寔管理之下，於寔擔任的不僅是涼州刺史，且是涼州總管，這一職務在北周是相當重要的封疆大吏。那麼，涼州道珍也很有可能是涼州總管於寔派來共襄盛舉的。
“涼州沙門比丘道珍”的墨書題記也解釋了為何第428窟會出現1200多身供養人，他們很可能不僅來自於義治下的瓜州諸郡，也包括整個河西走廊全線的僧侶與權貴，很可能於義是借用其家族權勢、聯絡涼州總管於寔，共同組織來自整個河西走廊各郡縣的貴族、豪族眾籌開鑿的第428窟，或許於寔、於義及其眷屬、僚屬的形象也出現在這1200身供養人當中，考慮到北朝隋唐時期修造石窟，都會為亡父母或其他重要眷屬代為榜題的習慣，那麼這1200多身供養人中，是否還會有西魏、北周時期兩朝重臣於謹的形象？或許也是一個值得去尋覓的問題。
北周建德三年（574），周武帝宇文邕為整合國家人力資源發動滅佛滅道運動：
“初斷佛道二教，經象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然而這場運動很難說得上有多麼徹底，尤其是對各大石窟寺衝擊較小。可能因為比起通都大邑的佛寺，身處山林的石窟寺一般僧團規模都比較小，聚斂的財產與人口遠遠沒有城內寺觀多，所以我們現在依舊能夠看到北朝乃至十六國時期的大量石窟。而且，寺觀塔廟是賜予王公貴族的，而王公貴族之中不乏佛教信眾，他們大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四年後，周武帝駕崩，滅佛滅道也隨之告終。
1200多身供養人，布滿全窟壁畫下部，從佛教教義上來看，是“眾生平等”的“同登正覺”。從現世權威的角度看，既是於義本人號召力的展現，也是全體敦煌乃至河西官僚高僧的一次集體亮相，是於義與眾人功德與威望的紀念豐碑。
參考文獻：
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史話》
王惠民《千年鑿擊而成的頂尖神話莫高窟》
任積泉《史小玉與千手千眼觀音壁畫》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斷代研究綜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