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貪腐問題，嘉慶帝都做出了哪些措施？
嘉慶帝，清朝第七位皇帝，高宗弘曆的第十五子。這是今天曆史網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成功平定白蓮教後，嘉慶皇帝全麵研究大清的形勢，仔細審視之下，嘉慶皇帝發現，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大清王朝軀體上的一個瘡口，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嘉慶親政抓的之一件事就是反腐敗。
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
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製 *** 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 *** ，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 *** 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 收斂。
然而， *** 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
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
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
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
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汙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麵擴散，所有的基層吏員都成為權力尋租者，小官巨腐現象明顯。
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
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書吏，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
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汙了三十一萬兩白銀。
他貪汙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布政使(主管一省財政的主官)以下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係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官長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汙了五千兩之多。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充斥基層。
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 *** “臨時衙役”，不占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
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
他們橫行鄉裏，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 *** 財政入不敷出，不得不負債經營。
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非常焦急，他堅持厲行懲貪，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 *** 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自上而下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係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係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小。
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
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經多次哀歎：“外省總督和巡撫們，一見我懲治腐敗，當時也未嚐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過則忘。這種錮習相沿成風，身陷法網而不知後悔，真是沒有辦法。”
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嘉慶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
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係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
他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事實證明，常規的反腐已經不能解決清朝中後期的嚴重腐敗問題。
按照傳統的標準，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嚴格要求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 待人寬厚。
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清除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世界上所有現象，都已經被聖人解釋了。
一個人活著，隻要按照聖人和祖宗指示的無所不包的道理，一絲不苟地執行，則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嘉慶順利成長為一部“正確格言”的詞典。什麼“親賢臣，遠小人”，什麼“成由勤儉敗由奢”， 什麼“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什麼“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麼“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什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什 麼“一動不如一靜”，什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在這種背景下，嘉慶最終選擇了中國傳統式的氣功加太極的保守治療方式來解決腐敗問題。
他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
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
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
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係列“祖宗心法”和“聖人之道”。
嘉慶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嘉慶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
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 不可使德確歉也。”
嘉慶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
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
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係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但是，這些措施基本沒有達到任何效果。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
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 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
嘉慶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麵，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係列道德教條。這一教育運動的開展經曆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
嘉慶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中的奕顥、成秀和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
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嘉慶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他設想的反腐，徹底陷入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