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治國的重心轉向文治，乾隆皇帝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弘曆，，清朝第六位皇帝，年號“乾隆”。今天曆史網小編就為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清朝結束了長達70年的統一準噶爾之戰。至此，乾隆皇帝治下的清朝既無內憂，也無外患，暫時進入了全盛時期。

從乾隆二十四年起，清朝有了一段時間的全盛時期，也是所謂“康乾盛世”的全盛時期。

既然太平盛世了，乾隆皇帝的治國理念也要變上一變，他從乾隆二十四年開始，把治國的重心轉向文治。

而重視文治的目的，是為了“持盈保泰”，也就是真正進入到了守業期，準備整理出一些重要的經驗傳給後世君王，讓他們有規可循，有經驗可借鑒，以保清朝長長久久。

為此，乾隆做了一係列事情，如開始整理、彙編重要曆史文獻，刪除某些404的內容，證明和完善清朝統治的合法性。

還如大規模給宗室 *** ，包括給清朝入關之初立下不世功勳的多爾袞、多鐸等人，以及被雍正迫害的宗室中人，來保證滿族宗室的團結。

再如對康熙、雍正兩朝的不法臣僚、貪官汙吏，乾隆也要求如實在國史和相關文獻中記錄，不比隱晦，以警示後人。

除上述行為之外，乾隆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大力“扶植綱常”，開始從儒家的忠義立場為出發點，教導天下臣民要學會“忠”，並大肆宣傳。

要解釋何為“忠”？除了找出書本上記載的古人的範例大肆宣傳外，主要就是對明清更迭之初的一些人和事，進行重新解讀。

於是，在乾隆皇帝表態“(前明)諸臣各為其主，義烈可嘉”後，明末清初的那些曆史名人們的評價標準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為明朝殉國的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等前明舊臣，都被乾隆予以相當高的評價：“臨危受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皆無愧於疾風勁草。”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乾隆下令為江陰抗清三公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分別追賜諡號“忠烈”、“烈湣”、“節湣”，並建祠紀念。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乾隆親自為史可法畫像題詩，並命令將史可法曾寫給多爾袞的信件等劄稿，放於揚州史可法紀念祠中，並要求勒於祠壁，以此來褒揚史可法這位大忠臣。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乾隆為褒揚袁崇煥，下令尋找其子孫後代，並要求地方官依據袁氏後人的實際狀況授官，因袁氏後人讀書不多，隻好授予紮佐官(縣官的助理)。

如上述給前明忠臣的褒揚，給予其後人的優待，在乾隆皇帝提倡“扶植綱常”後，開始大規模進行。

既然有“忠”，就必須要有“奸”來襯托，乾隆因此表示“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

這就是要褒揚忠義，懲治奸邪了。史可法、黃道周等人既然是忠，那麼，叛明投清，為清朝奪得江山曾立過汗馬功勞的其餘前明文、武舊臣就是奸邪了。

故而，乾隆開始陸續對洪承疇、馮銓、錢謙益、龔鼎孳等清朝入關之初大加籠絡和優待的降臣們大肆批評，斥責他們“大義有虧”。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下令編撰《貳臣傳》，乾隆四十八年，乾隆下令編撰《逆臣傳》，將明末清初的重要降臣都編入其中。

乾隆的想法就是用這些“貳臣”和“逆臣”當教材整頓綱常：“俾天下萬世共知似此行同狗彘之徒……以副朕扶植綱常，折衷公當至意。”

乾隆做的上述事情，看似很提氣，其實，歸根結底是為了讓天下臣民認可清朝，並世代臣服清朝，他褒揚“忠”和貶斥“奸”，核心目的都是為此。

至於效果，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內，還是有一點作用。

但清朝的江山是否萬年穩固，不在於乾隆拚命地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忠奸，也不在於在《四庫全書》中刪除掉404的內容。

而是在於清朝對外能否威懾強敵，對內讓老百姓不缺衣食。

顯然，乾隆之後的清朝沒能做到，包括乾隆朝後期，乾隆自己都沒能做到。

乾隆四十三年後，各種大、小規模的反清起義此起彼伏，清朝開始由盛而衰，乾隆寄望的天下臣民都世代臣服清朝，終究隻是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