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講的是什麼？皇帝為何要親小人、遠賢臣？

“黨錮之禍”講的是什麼？皇帝為何要“親小人、遠賢臣”？曆史網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攪動天下大亂，漢朝旋即進入豪強並起，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而在當時言論和後世諸多史冊中，大多認為發生於東漢桓帝和靈帝時的兩次黨錮之禍是傷及漢朝根基的原因。

黨錮之禍，指的是東漢皇帝為何打壓反對宦官的朝臣集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的舉措。那麼身為皇帝，為何要站在宦官一方，刻意打壓士人朝臣，最後落得個“親小人、遠賢臣”的曆史罵名呢？

東漢政治生態源於西漢，卻大不相同

要厘清東漢皇帝的政策動機，就必須先弄清楚縱觀整個東漢的豪族政治生態。要弄清東漢的政治生態，就不得不從西漢開始聊起。西漢武帝時期，經曆了文景之治後，國力大增。實力強大的西漢王朝旋即展開了反擊匈奴和開疆拓土的宏偉霸業，馴養戰馬、訓練精騎、打造軍械，並頻繁同東胡族係(當時已經分裂為鮮卑、烏桓等部)和西域諸國加強邦交。最終從武帝開始，以衛青、霍去病為開篇，揭開了百年漢匈戰爭的更 *** 。然而為了維持足夠的軍餉供給，西漢不可避免的加大了民間賦稅徭役。到了漢武帝晚年，社會矛盾有所激化，皇帝因此發布《輪台罪己詔》。賦稅的增加引發了農民人口的流失，難以容忍重賦稅的百姓不得不投奔由先秦時期貴族和“士”演化而來的世家，這造成了土地兼並嚴重和納稅人口的隱匿兩大惡果。

中央財政的枯竭引發新一輪增稅，如此惡性循環之下，世家豪族日益崛起。到了西漢末年，豪族代表王莽已經能夠左右朝政大局了。王莽篡漢建立新朝，隨即就開始改製以變法，意圖擺脫豪族掣肘。但王莽新政觸動了豪族階層整體的利益，無益於背叛了扶持他上位的階級。更為重要的是，王莽想要解放依附於豪族名下的百姓，卻不知道在重農業稅的背景下，農民並不願意取得經濟獨立。最終王莽被豪族重新扶持的劉秀推翻了，東漢王朝從一開始就被豪族世家把持，並且將豪族政治生態一直貫穿到東漢滅亡為止。

皇權與豪族世家的爭鬥

皇帝，乃天子也。更何況劉秀被豪族集團選中，一定原因是借助了先漢的大旗。因此東漢從一開始就麵臨占據皇位的劉姓天子和占據朝堂的豪族世家之間的鬥爭。東漢皇帝的權力，相較之西漢要渺小的多。更為要命的是，為了鞏固東漢王朝的根基，皇後之位通常均從豪族世家中選出，這就造成原本應當站在皇帝一方的外戚，不可能幫助皇帝加強皇權。

在東漢近兩百年的曆史中，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世之功的名臣名將，大多集中於六大家族。他們分別是鄧禹家族(最顯赫家族)、耿弇家族(三代為將的鐵血巨族)、梁統家族(與東漢同壽的望族)、竇融家族(武將外戚頻出)、馬援家族(軍事巨族)和陰氏家族(頂級外戚世家)，均為早年幫助劉秀奪取天下的從龍之臣後裔。不論文臣還是武將，不論前朝還是後宮，東漢的權力中樞都充斥著他們的身影。

“小人”宦官是如何上位的

東漢之前的中國曆史，雖然有宦官存在(不是太監，不閹身)，但除了趙高特例之外，始終難以獲得極大的權勢。趙高掌權，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皇帝的盲目信賴，東漢時期宦官的上位同樣如此。作為依附於皇帝的群體，得到皇帝支持是宦官權勢增大的先決條件。那麼東漢皇帝為何要扶持宦官呢？這其實就是為了同豪族世家爭奪權力，加強皇權統治的需要。

漢光武帝劉秀，崛起於亂世之中，雖得豪族輔助，但自身嫡係實力和威望都很高。繼光武中興之後，開創明章之治的漢明帝、漢章帝等幾位君王同樣人望甚高。並且經曆王莽折騰和農民起義之後的世家豪族也在發展之中，彼此之間還可以相互製衡。但到了後麵的東漢皇帝，越來越大的感受到了豪族世家對皇權的約束。因此需要尋求支持自己的人，來對抗豪族世家。外戚指望不了，底層民眾的知識水平又不夠(知識被豪族壟斷，紙張當時很貴)，就隻能依靠完全依附於皇權的宦官群體了。正因為得到了皇帝的主動提拔，宦官的權勢才能日漸增長。

帝黨、外戚、宦官、世家

進入東漢中期開始，以皇帝、外戚、宦官和世家豪族連結一起，組成的官僚體係，共同構築了東漢的政治生態，他們之間存在十分複雜的關係。首先，外戚雖然處於世家豪族，可是一旦成為權傾朝野的權臣之後，就會顆刻意排擠其他世家勢力，意圖一家獨大。並且外戚的權勢來源於世家實力和皇權兩方麵，因此在雙方的鬥爭中，態度曖昧。其次，世家豪族雖始終具有約束皇權的動力源，以此來維護自身的利益，但在漢朝新儒學的熏陶下，往往會有世家子弟出身的知識分子投奔到皇帝門下，成為帝黨一員。另外，皇帝雖然利用宦官打壓世家或外戚力量，但當宦官權勢過大之後，同樣不會心慈手軟。正是因為各方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東漢後期的朝堂之上，風波始終不曾停歇。

東漢中後期，外戚梁冀專權(梁統家族)，扶持15歲的漢桓帝上位，因對朝臣皇帝驕橫無理，被成為“跋扈將軍”。成為皇帝的漢桓帝自然不願意被當作傀儡，於是在當了13年無實權的皇帝之後，從宦官之中挖掘出幾個心腹，歃血為盟，聯手做掉了梁冀。梁冀源於世家，但成為外戚並開始專權之後，對其他世家的態度並不好。然而當他倒台之後，麵對宦官勢力的崛起，世家豪族之中的名士重臣，痛斥宦官掌權，意圖將權力重新收納到世家一邊來。漢桓帝迅速出手，指責這些人結黨營私，將他們抓捕或罷官，並規定永不錄用，這便是之一次黨錮之禍。然而當世家遭受重創之後，漢桓帝旋即收拾了曾幫助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緩和了皇帝同世家的矛盾，但卻並沒拋棄宦官。

“賢臣”最終變成了梟雄

東漢一朝，豪族世家始終掌握著輿論宣傳的權力，因此將宦官斥之為“小人”，卻標榜自己為“賢臣”。隻是東漢末年，氣候轉冷引發天下各處天災不斷，一時間民變四起。但在漢朝的朝堂上，各方勢力依舊勾心鬥角，外戚、宦官輪番坐鎮中樞，無暇管控民間疾苦。在這種背景之下，民間信仰與道家遁世學說合流，漸漸出現了太平道和天師道等教派，最終天師道(五鬥米教)割據漢中自立，太平道更是掀起了黃巾大起義，動搖天下。

中原板蕩，漢室衰微，隻得寄希望於豪族世家，在地方上興兵勤王。但各地豪強世家卻借助動亂，紛紛招兵買馬，擴大地盤。曾經標榜自己是漢室“賢臣”的世家們，最終為了逐鹿中原，變成了漢末亂世的梟雄。

綜上所述，扒開東漢王朝的政治生態，我們會發現“黨錮之禍”源於皇帝打壓世家和加強皇權的需要，買官鬻爵更是由於世家經濟壟斷，減少了中央財政收入之後，皇帝的無奈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