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朝官修《明倫大典》述論
明世宗朝官修《明倫大典》述論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駕崩，由於皇帝沒有後嗣，經皇太後與大學士楊廷和等人商議，武宗叔父興獻王的獨子朱厚熜被確定為皇位繼承人。朱厚熜即位後，更年號嘉靖，是為世宗皇帝。世宗以藩王入繼大統，即位伊始，便要求追崇他的本生父母，為其生父興獻王定尊號。以楊廷和為首的一批大臣為了維護孝宗一係大宗不斷，主張世宗繼嗣孝宗。一些朝臣則迎合明世宗追尊興獻王為帝之意願，進言鼓動，由此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之爭。隨著爭端日趨激烈，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終於釀成了左順門哭諫事件。世宗不惜運用血腥暴力，以杖殺十七人的酷烈代價，為生父加上了“皇考恭穆獻皇帝”的尊號，取得了尊崇本生的勝利。他的願望也因此不斷膨脹，不但要為生父爭得天子名分，還要求祔享太廟，享受皇帝祭祀。興獻王生前僅具藩王資格，奉其神主入太廟，在嚴格的宗法製度下，無疑為亂帝統、壞名分的舉動，更激起了朝臣的群起反對，又引發了廟祀之爭。爭論的結果是，嘉靖五年九月，於皇城太廟外建世廟為興獻帝專廟，永享子孫奉祀。
我們發現，隨著“大禮議”的進行，嘉靖三年（1524）末開始，一批書史纂修活動逐漸展開，除卻嘉靖四年三月至五年六月纂成的《獻皇帝實錄》之外，還有《大禮奏議》、《大禮集議》、《大禮纂要》、《大禮要略》、《大禮全書》、《明倫大典》等緊扣議禮而進行的係列禮書編纂，展現出了朝內政爭與官方史學之間的特殊聯係，在此，謹以《明倫大典》纂修為中心，探討其在史學和政治上的效能和影響。
一 從《大禮奏議》到《大禮集議》、《大禮纂要》
世宗尊崇本生的大禮議，最終如願以償地獲得了成功，但其間的過程卻非常曲折。他依靠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等少數低級官員的支持，與舉朝大臣相抗，致使輔臣楊廷和、蔣冕、禮部尚書毛澄、汪俊等人先後被迫去職。又采用高壓手段，以左順門的廷杖壓服眾議，在皇帝的鐵腕強權下，興獻王被加上了皇帝的尊號。張璁等人雖然依靠議禮受到賞識和重用，但卻為輿論所不齒，被目為躁進小人、媚君奸邪。麵對強大的輿論壓力，方獻夫、張璁等都曾上疏求退，以避開爭端。
嘉靖三年十二月七日，屢次以病請辭，賦閑在家的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將自己與張璁、桂萼、霍韜等五人所上議禮奏疏彙輯成冊，始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成上、下二卷上呈世宗。他在奏書中言明編纂意圖說：“大禮之議，仰賴聖明獨斷，大倫已明，但禮意尚微，國是靡定，彼心悅誠服者固有，而腹誹巷議者猶多。蓋緣臣等之議，尚未播之於人，雖朝端達士未睹其說之始終，即閭閻小民何知夫事之曲折。臣為是纂補學士張璁等五臣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成上、下二卷，冀得刊布天下，使觀者具之顛末，而是非自見，不必家喻戶曉而聖孝光四海，傳後世矣。”［1］卷46，嘉靖三年十二月丁酉從中我們亦可見當時編寫這部會奏的背景，雖然世宗皇帝以高壓手段確定了父母尊號，但是卻很少有人真的心悅誠服，方獻夫希望通過彙編支持世宗議禮的奏疏，來傳播議禮派的議禮主張，影響輿論導向，其間亦有自明心跡的目的。
方獻夫所纂彙編名為《大禮奏議》，一卷為奏議，載錄張、桂等五人奏疏。二卷為會議，為禮官集議，世宗詔下禮部刊行。
或許是受到《大禮奏議》編纂的啟示，不久，世宗即命禮部尚書席書編纂《大禮集議》。席書受命後，先確定了收錄人員範圍和收錄奏疏的時限。《大禮集議》仍然收錄支持世宗的議禮諸臣所上奏疏，但擴編了收錄的範圍。席書、張璁、方獻夫、桂萼、霍韜等首倡大禮的五人所上奏疏被作為正取，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曆黃結、通政司經曆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等宗室六人為附取。後來，席書又奏請收入錦衣百戶聶能達、昌平致仕教諭王階的奏疏，收錄的時限為嘉靖三年二月張璁、桂萼赴京師以前，此後則不取，其意在杜絕“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之輩。同時建議者，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撿房浚等人的上疏，因“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不在收錄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