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與海瑞：改革名臣為何互不相容
明萬曆十三年（1585年），年過古稀的海瑞起複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此時他已閑居16年。本來明代南京的中央機構，自永樂北遷後多為閑秩，而海瑞複出不久，就向萬曆上疏，“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要求在萬曆之世行洪武酷法治貪，罔顧情勢變遷，引得朝議紛紜，萬曆不得不出來息事寧人。這事發生在海瑞身上，並不奇怪。這位以“屍諫”嘉靖聞名的直臣，在隆慶三年（1569年）巡撫應天時，就不識時務地力遏土地兼並，乃至不惜開罪前首輔徐階，搞得官怨沸騰。官場的評價是海瑞“滯不達政體”，然而作為道德模範“鎮雅俗，勵頹風”，則“未為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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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首輔張居正對海瑞的看法亦大抵如此。然而張居正甚至對海瑞“鎮雅俗，勵頹風”的作用也視而不見，當國十數年，“憚瑞峭直，卒不召”。海瑞賦閑之時，張居正大刀闊斧改革，使得明代儼然有中興之象。“宰相肚裏能撐船”，張居正的識見與胸襟自然遠非以指摘謀進身的言官可比，然則中興名相為何也容不下道德模範？
分歧在於對待“祖宗之法”的態度上。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雖然張居正和海瑞都“希望尋找出一種適當的方式，使帝國能納入他們所設計的政治規範之內”，但“張居正的措施多少帶有變法的意味，而海瑞的做法卻是力圖恢複洪武皇帝擬定的製度”。張居正作為“儒而有為者”，雖然尊重祖製，但稽古而不泥。他以幹濟才入主文官係統，“尊 *** 、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經濟上清查土地，改革稅賦，軍事上起用戚繼光等名將整飭邊務，開創“萬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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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改革官僚體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製度創新“考成法”就脫胎於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化腐朽為神奇，吏治因之澄清。海瑞追慕成法，心係民生，但不願意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他巡撫應天時雖“銳意興革”，使得“民賴其利”，但所秉者唯“剛勁之性”，操之過切，終於半途而廢。其實儒學雖然因循守舊，但又強調舊邦新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張居正得“祖宗之法”要旨，因勢利導，終能起衰振隳；海瑞執著“祖宗之法”形相，求治心切，反而難有作為。對於海瑞的症結，張居正看得很清楚。在給海瑞的信中他說：“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他認為“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鯁之節，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隻宜坐鎮雅俗，不當重煩民事”。因此，雖然張居正和海瑞都提倡知行合一，經世致用，但一個是務實的改革派，一個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抵牾在所難免。
我們可以從李贄的說法中管窺一斑。李贄是當時有名的異端，其思想取道陽明心學而近禪宗默觀，在他看來，非但朱熹、二程不足論，連孔孟老莊也與常人無異。這樣一位狂生如何評價海瑞和張居正呢？李贄認為，海瑞雖清，不過“萬年青草”，張居正卻是“宰相之傑”，乃是經邦濟世的偉大人物。看來李贄雖熱衷“酷評”，在這個判斷上卻不失公允。用現在的眼光看，張居正對於“祖宗之法”的靈活態度，無疑顯得比海瑞更“理性”，而海瑞方鑿圓枘，未免有些意氣用事，但不應就此忽略張居正和海瑞的共通之處，他們“趣向雖殊，大歸則同”。張居正和海瑞所處的年代內憂外患，危機四伏。邊事有俺答、倭寇之患，內則災害頻仍，民生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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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善民生、振作國威而言，張居正和海瑞是完全一致的，他們身上體現了儒家士大夫“上下求索”、“以天下為己任”的優秀傳統。“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裏侯”，張居正早年即對邊備不修憂心忡忡；海瑞以六品戶部主事冒死上疏，直斥嘉靖迷信方術，罔顧民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是“不恤人言”的改革家，他們施政的目的都在富民強國，比如後來構成“萬曆新政”核心措施之一的“一條鞭法”，海瑞就是最早的推行者之一。這自然會招來既得利益者、庸碌無能之輩的嫉恨。海瑞巡撫應天，“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給事中戴鳳翔收受請托，彈劾海瑞“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禦史房寰害怕貪汙事泄，“先發製人”，說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攻擊可謂不遺餘力。張居正厲行新法，遭謗甚多。遼東巡按劉台搶報軍功，因“考成法”坐罰，上疏離間君相，滿口“祖宗之法”，要求“抑損相權”；禦史傅應禎曾行賄不成，也攻擊張居正的新法，說什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極盡危言聳聽之能事。
平心而論，劉台諸人未必不是在履行言官的職責，然而相比張居正、海瑞的公而忘私，就實在顯得識見淺薄、等而下之。孔子曾諄諄告誡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小人儒乃有才無德之輩，“以私滅公，適己自便”，甚至“挾才以為惡”，當然不能體會“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君子儒境界。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伸天以屈君，用心良苦，但到了後世小人儒手裏，就隻言“祥瑞”不見“災異”，甚至“災異”也變成“祥瑞”，成了其粉飾太平、拍馬逢迎的工具，反而強化了專製皇權，教訓不可謂不深。小人儒還往往成為改革創新的巨大阻力。對於新規惠政，蓄意阻撓者有之，陽奉陰違者有之，以致遮蔽了有利改革進展的有益對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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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變到底足不足畏？其實，“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未必是王安石的口號（鄧恭三先生認為“三不足”反映了王安石變法的基本精神，台灣史學界亦有詳細考辨），更不是為了肆意妄為，它體現的是王安石、張居正等改革派一以貫之的實踐精神。敬畏天命，約束不受限製的權力固然不錯，但回答“天變足不足畏”恐怕還要直麵民生福祉、國家興衰這些更為重要的判斷標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不僅惠愛民眾，也佑助執政為民的美政良治。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三代之法”何嚐不是為了物阜民豐的大同盛世？所以，“三不足”之說真正反對的是“不足恤”的“流俗之言”，特別是借口“天變”、“祖宗之法”行阻撓改革、維護僵化體製與既得利益之實的各種浮言雜議。我們既要認真對待思想遺產，審慎決策，以製度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全麵性，更要抓住時機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善於甄別各種言論，絕不能因言廢事。事實上，真正的君子曆來是有所畏的。倘若發揮孔子的“君子三畏說”，要求當今執政者“敬畏人民、敬畏法治、敬畏科學規律”，不亦宜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看來不僅是個哲學命題，還有豐富的曆史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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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1587年），73歲的海瑞卒於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任上。他去世前大概也意識到“道不行”，連疏乞休卻未獲致仕。5年前張居正卒於首輔之任，生前備極聖眷的他，死後不久即遭言官交章攻擊，乃至遺禍子孫。吊詭的是，海瑞這位敢罵皇帝的清流、最富盛名的言官卻並未攻擊過張居正，反而堅持認為張居正功不可沒。半山詩雲：“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剛峰太嶽，樂山者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