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校長，辭職去留學！

中國大學校長，辭職去留學！

From：必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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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金炳亮

20世紀80年代行將結束的時候，章開沅向教育部領導提出，希望辭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職務，出國留學。

這一年，他已63歲。歲月不饒人，他已錯過多次出國訪學機會，再遷延下去，恐怕真是時不我待了。

上世紀80年代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在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後，章開沅迎來了其學術生命的盛大年華，幾乎每年都有論文在《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這兩個最重要的曆史學學術期刊發表。他和林增平教授共同主編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1984年，在辛亥革命研究室基礎上，華中師範學院成立曆史研究所（注：後改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章開沅為之一任所長。也是在這一年，國務院任命章開沅為華中師院院長。這一任命頗出人意料，因為此前章開沅不是校級領導，毫無資曆可言。

原來，教育部在上年年底華中師範領導換屆時，可能是出於華師派係林立的現狀，專門派人事司前來主持一次民意測驗，結果章開沅得票全校領先。章開沅一介書生，不屬於任何派係，又是年富力強的知名教授，得票領先也在情理之中。加之當時貫徹 *** 提出的幹部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使得章開沅一下子冒尖了。

對於是否接受教育部的任命，章開沅有過猶豫。他擔心自己沒有行政經驗，能否挑得起這副重擔；更重要的是，擔任校長，意味著將會把大量時間耗費在行政事務上，勢必影響自己做學問。他向教育部領導坦率表示隻幹一屆，四年一到他就卸任，回歸學術。

但這一幹就是六年。在一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會議上，他向國家教委常務副主任何東昌當麵遞了一張紙條，大意是：我這一生更大的遺憾是沒有留過學，沒有在國外進行較長時間的研究和學習，我想補這一課。會後，何東昌口頭表示可以，但不必辭職。

1990年春，章開沅以自己“年事已高，力不勝任，而且很想在晚年圓一次留學夢”為由，正式向國家教委提出書麵辭呈，請求辭去華中師大校長職務。又過了一段時間，何東昌到武漢調研，章開沅問起這事。

這一次，何東昌很客氣地說：“你先出國，我們來物色人接班。如果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你還得回來。”這當然是場麵上的客套，等於是給章開沅開了綠燈。

01

初抵大洋彼岸

1990年8月21日，章開沅抵達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這所老牌的常青藤大學給了他一個客座研究員的名義。除合作研究外，還要在該校曆史係開設一門中國史課程。這怎麼看都不像是章開沅想要的“圓一個留學夢”。他的角色，更像是一個高層訪問學者。在他人的眼裏，一個64歲的大學校長，怎麼可能是一個留學生？不過，在章開沅的內心，他確乎把此次出國當作留學看待。年齡大，所以才要“補課”。校長留學？當年蔡元培還辭去教育總長職務攜妻赴德國留學呢。

普林斯頓大學對章開沅甚為禮遇。安排他住在神學院附近的一所專為高級訪問人員提供的公寓樓（章開沅譯為蟠音堂），他住頂樓，三室兩廳，是神學院更好的一套房子，環境極為清幽。對於一個本該退休安享晚年的學者，獨自在國外工作和學習，肯定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他得一切從頭學起。在國內當校長，辦什麼事都有人張羅，在家裏，他也是甩手掌櫃。可是在這裏，辦任何事都得靠自己。他學會了燒菜煮飯，學會了在超市淘便宜貨。由於資助經費沒到位，他不得不精打細算。當他學會熨衣服，試著用自己買的電動刀剪對著鏡子給自己理發時，他的成就感不亞於在學術期刊發表一篇得意之作。

他不會開車，好在鄰居和附近的留學生、訪問學者樂於載他一起出門。章開沅有較好的英語底子，但畢竟平常少用，好在普大校方考慮周到，給他指派了專門的英語教師和接待家庭。他經常有意識地去鄰居家串門，與社區各個階層多接觸，既與社會密切聯係，也是為了鍛煉語言。因為每天都要講英語，他感覺進步較快。

人到晚年最需伴。“夜深人靜，獨居高樓，倍覺寂寥”。（注：見章開沅日記）寫日記能稍稍緩解情緒。同時，客居的寂寞喚醒了他的文學之夢，更使他對古典詩詞中的情感意境有了切身體會。他將深有體會的幾句詩用毛筆寫成對聯掛於牆壁。王韜的詩“異國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風塵”不正是他眼前經曆的真實寫照嗎？

王韜（1828-1897）是中國近代早期開眼看世界的人，也是晚清朝野為數不多的清醒者，雖然不斷碰壁，而不改初衷。尚戴頭顱思報國，猶餘肝膽肯輸人”。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依然曲折，而知識分子的憂民之心、報國之誌依然不改。蘇東坡的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則時時提醒著他不能虛度年華。是啊，海外羈旅，雖然寂寞，可是換來了以前最為稀缺的時間。讀書、思考、研究學問，不正是他所要的生活嗎？何況，“惟有讀書，勝似杜康，治學亦可忘憂”。（章開沅日記）

章開沅很快就有了一些患難與共的朋友。比他小兩歲的武漢大學王文生，是古代文論專家，上世紀80年代末期出國講學，這時恰好在普大任教。年齡、經曆相仿的兩位老教授，成為這一階段相濡以沫的密友。還有公寓樓下從南非流亡而來的資深牧師JosephPrakasim夫婦，或許是同樣遠離故國，或許是同樣心靈孤寂，他們經常串門，牧師夫婦還總是開車帶他在附近走走。

章開沅還有很多學生在普大和附近的耶魯讀書，有些是本門弟子，如馬敏（其時在耶魯訪學）；有些非本門弟子也非常親近，如羅誌田（注：其時在普大讀博、現為川大教授）；有些非親非故，隻因為是從華中師大來的，從武漢來的，或是從中國大陸或港台地區來的。他們會經常打 *** 或跑來看他，一半是怕他寂寞，一半是討論學術。他自嘲：可笑我已成為中外博士生的課外谘詢友人了。”（章開沅日記）更加不可思議的是，他在金陵大學曆史係讀書時的同學陳大端、牟複禮，時隔40多年之後，竟然在普林斯頓重逢了。

遠離故國的日子，使他格外地懷念起家庭的溫馨、同事的情誼。雖然裝了 *** ，但章開沅嫌國際 *** 費太貴。他特別喜歡寫信。寫信成為他每天的必修課，開信箱、讀來信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他把“無信、無客、無 *** ”的日子稱為“三無”。“三無”日子，最是寂寥。尤其是當外麵下雨或大雪紛飛，他隻能躲在家裏。這時候，書就成了他更好的朋友。

02

回歸純粹的學術生活

章開沅回歸為一個純粹的學者，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除了偶爾外出購物、見見朋友，做點家務活，其他時間他都在翻檢資料、讀書寫作。相比國內行政事務纏身，許多無聊應酬，這樣的生活可稱愜意。他深知“出國不易，千萬不能荒廢時間”（章開沅日記），因此總是把時間排得滿滿：早上精力更好，用來寫作；下午出門辦事或會客；晚上讀閑書或看電視。

普林斯頓大學對他幾乎沒有什麼特別要求，他在普大開的課程遲至1991年2月4日才之一次上課，以課堂討論為主。他有大量的時間泡在圖書館。他經常光顧神學院的Speer圖書館，因為他對中國教會大學，乃至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曆史產生了濃厚興趣。東亞圖書館與他的研究方向密切相關，他便“逐架翻檢”，希望不至錯過重要史料，期待有所發現。他花了大量時間在讀書上，或許這是自青年時代求學之後他讀書最多的一段時間。

他參與主編的《辛亥革命曆史大辭典》本是舊著再版，其首發式竟上了新聞聯播。對此章開沅深為感慨，早年他研究辛亥革命，門庭冷落，真是今非昔比啊。可是太冷與太熱，都不正常。他在國內時也曾聽聞，某些大員對學者們“不識抬舉”頗為不解，“其實真正的學者與著作何需抬舉？一心想別人抬舉，出不了好著作與好學者。”（章開沅日記）互相抬舉，實為官場習性，學界更重人格獨立，成果如何，大家自可獨立評判，何須抬舉？章開沅特別欣賞楚圖南的詩句：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

03

美國觀感的改變

長時間住在美國，使章開沅可以深入思考關於美國的某些說辭。

他剛來美國時，就有人對他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墓。”他已漸入暮年，似乎提前進入墳墓了。天堂戰場都好理解，為什麼是老年人的墳墓呢？他並沒有覺得美國的老年人活得不快樂。慢慢地，他發現這說法太“中國”了，美國人非常獨立，子女長大，各有家庭，並不住在一起，從中國人的視角，美國的老人非常孤單，無人照顧，老無所依，這不就是提前進了墳墓嗎？

普大對他照顧得很周到，剛開始他以為那是因為自己是大學校長、著名學者的緣故，可是時間久了，他發現新來者，包括普通的交流學者，都有這樣的待遇，美國 *** 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你能更快地融入美國社會。起初他對這些安排多少有些疑慮，因為在國內接受過很多這樣的教育：人家主動接近你，是想拉攏你，是一種滲透。可是他想，如果這種正常交往也算是滲透，要麼是人家的滲透水平實在很高，高到人人都樂於接受滲透；要麼是我們自己的覺悟太低，低到忘記你所肩負的崇高使命。

他來美國的時候，正是中美關係冷到冰點之時，可是除了中國研究明顯降溫之外，他並未遭遇任何白眼和冷遇，倒是遇到許多樂於助人的熱心人。有一次下大雨，他要去郵局辦事，一對青年夫婦看他東張西望找路，過來主動問他需要什麼幫助。因為下著大雨，他們執意要開車送他去。到了之後，他辦完事出來，他們竟然還在門口等著他，要送他回去。他執意不肯，覺得太麻煩人家了。青年夫婦告訴他，因為雨天路滑，視野不好，特別是行人要穿過高速路，太危險。最後，青年夫婦還是送他過了快速路才放心離去。

還有一次，他收到一封美國郵局寄來的道歉信，原來是他寫給女兒章雪梅的信被郵差誤撕，郵局退回該信並致歉。這件事，也讓他感慨不已。

04

“西遊記”中“一個特有的篇章”

章開沅晚年留學，從美國的東岸到西岸，又輾轉到日本，以及我國的台灣和香港，期間還訪問了法國和韓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國研究學者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94年3月8日，章開沅回到武漢，結束了三年零九個月的海外之遊。1995年春，章開沅作為“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學半年。前後四年多的這一段海外留學（訪學或遊學）經曆，無論是對章開沅的人生，還是學術，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學術上，章開沅迎來了又一個高峰，他接連出版了有關教會大學、中西文化交流和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論著。這三項研究，任何一個學者隻要在其中一項能夠做出成果，都可以成為名家。更為重要的是，作為這三項研究的前驅，章開沅的開創性貢獻還帶動了華中師大學術團隊的整體進步，進而推動了中國學術界在這三個領域的研究進程。如果沒有“海外之遊”，也許他隻能繼續“吃老本”，做辛亥革命的文章；如果他還在當校長，他還可能變成一個委身事務的官員，而學術的章開沅或許就成了史學界的傳說了。

羈旅海外時，章開沅寫過一首詩：“人生識字始憂患，梨棗貽禍怨文章；老來性情轉恬適，無憾歲月乃平凡。”（章開沅日記）從國內幾十年的風雲變幻，到海外做一個純粹學者的雲淡風輕，章開沅的性情確實“轉恬適”了。他妻子曾對王奇生（章開沅的博士，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說：先生從美國回國後，性情變溫和多了。”

章開沅晚年留學寫有日記，留下珍貴的“雪泥鴻爪”。

2017年10月，香港開源書局出版《北美萍蹤：章開沅日記（1990-1994）》。為該書作序的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稱譽章開沅晚年留學是中國近代的“西遊記”（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西方留 *** ）中“一個特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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