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齊國史限斷小考

建元二年（480），南齊初置史官，以檀超與江淹掌史職，上表議國史條例：

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誌：《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範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誌》。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

前人對“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周一良先生認為“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和“以建元（齊高帝紀元）為始”，就是說“修齊朝國史的限斷不再從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從蕭道成即位之年算起”。徐衝指出“開元紀號，不取宋年”若果如周氏所言，則南齊國史須自建元元年開始書寫，這顯然與《本紀》通常自皇帝出生就開始書寫的一般原則不符。此外，建元元年時蕭道成已經五十三歲，且三年後即別於人世，“難以想象南齊國史會舍棄其創業之主在劉宋時期的創業事跡於不顧”。因此徐衝把“開元紀號，不取宋年”理解為“在對本王朝開國史的書寫之中，於高帝蕭道成起事創業之後，盡管事實上仍當宋世，也要開始以齊之紀年（‘齊元年’或者‘齊公元年’之類）書寫其創業經緯”。

齊高祖像（明代 王圻 繪）

本文認可徐衝對周一良先生觀點的看法，但他沒有明確“高帝蕭道成起事創業”究竟以何事為標誌，其事發生在何年，僅籠統地指出蕭道成創業在劉宋之時。從晉、宋二朝的例子看，王業之始並非不言自明。西晉創業史始於司馬懿受詔輔政還是高平陵事變，晉初朝臣存在爭議，故有“正始”和“嘉平”兩種國史限斷動議。劉裕雖身自創業又複受禪，也無法避免宋臣對王業之始的爭論，因而提出了元興三年（404）、義熙元年（405）和義熙十四（418）年三種國史限斷選擇。由此可見，新朝“起事創業”的具體時間與標誌事件，通常需要經過群臣博議，君主裁定後方能為斷。

若以晉、宋二朝王業之始的討論為參考，回顧蕭道成自臣而君的過程，有幾個時間節點甚為關鍵：之一是宋後廢帝元徽元年（473），此前一年宋明帝遺令時為右衛將軍的蕭道成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輔政。第二是元徽五年（477），此年七月後廢帝為近侍所殺，蕭道成趁勢入主中樞，迎立順帝，獨掌大權。第三是昇明三年（479）三月，蕭道成加九錫、受封齊公。第四是建元元年四月，宋順帝禪讓，蕭道成稱帝。齊人究竟選擇哪件事為王業之始，同樣存在討論的餘地。況且劉宋昇明三年也是蕭齊的建元元年，如果將封齊公或受禪讓作為王業之始，那麼南齊國史都是以“建元元年”為斷。徐衝推測的“齊元年”、“齊公元年”等紀年方式，就無法分辨這兩種“起事創業”的區別，也無法借由類似的表述“書寫其創業經緯”。那麼該如何理解“開元紀號，不取宋年”的含義呢？

檀超與江淹提出的國史條例，遭到了左仆射王儉、秘書丞袁彖的批評，王儉議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誌》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 *** 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

王儉對檀超、江淹所上條例的意見是，應該在諸《誌》中增加《食貨誌》，刪去《朝會誌》，將日蝕載入《五行誌》；列傳部分，刪去《帝女傳》，帝女有高德異行者載在《列女傳》。袁彖的意見見於《南齊書·袁彖傳》：

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誌》紀緯序位度，《五行誌》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為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棲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

袁彖認為嘉遯之風不可長，國史不應立《處士傳》。可以看到，王儉、袁彖主要對《誌》、《傳》的安排與取舍有不同意見，並未對“開元紀號，不取宋年”提出不同看法。齊高帝的批示是“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這都表明南齊君臣對王業始於建元元年沒有異議。“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就是朝野認可的國史限斷，它還可以表述為“開元紀號，隻取齊年”，即以“建元元年”為斷。

既然“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已經確定了國史限斷，那麼何必要再次強調“以建元為始”呢？徐衝認為“以建元為始”隻是針對《天文誌》而言。仔細審視《檀超傳》所載內容，其對國史義例的討論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內容：紀、表、誌、傳，這一編排內容顯然受《漢書》體例的影響。據此對上引《檀超傳》的材料進行劃分：“開元紀號，不取宋年”是統攝整部國史的限斷原則；“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是不設諸侯年表；“立十誌”是對諸誌內容與條目的安排；最後討論列傳，主要集中在《處士傳》、《列女傳》和《帝女傳》等類傳的取舍。“以建元為始”屬於“十誌”部分的討論，它不僅是對《天文誌》的限斷，更是對整個“十誌”記事內容的限斷。所以特別強調諸誌“以建元為始”，與當時前史諸誌的撰寫情況密切相關。

自班固之後，曆朝史家續接《漢書》，撰述紀傳體斷代史，前後不絕。至南齊初年，所撰漢、魏、晉、宋諸史繁多，諸書或有誌、或無誌。有些史書雖然僅載一代之史，但其誌所錄內容則可能逸出一代的範圍。沈約《宋書·誌序》言：

《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複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誌肇義熙之元。……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誌十五篇，以續馬彪《漢誌》，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

以上內容反映了沈約撰寫《宋書》時，當世所存宋代諸誌的情況。何承天《宋書》的十五篇誌上接司馬彪《續漢誌》，其中至少包含《天文誌》和《五行誌》，兩《誌》記事始自黃初。徐誌或是新撰，或是刪削何誌而成，“徐誌肇義熙之元”說明徐爰諸誌以義熙為斷。沈約《宋書》諸誌“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透露出沈約諸誌大體欲遵循何承天始自黃初（220）的舊例，如司馬彪《禮儀誌》述東漢禮製，沈約《宋書·禮誌》就從黃初記起。而如《符瑞誌》為前史所無，沈約立之以“補前史之闕”，其記事就從上古太昊時記起。沈約《宋書》紀傳部分成書於永明六年（488）二月，諸誌中最晚成書者可能已在梁代。因此，建元二年南齊國史修纂時，沈約諸誌尚未完成，南齊史官究竟是選擇續接徐、何《宋書》諸誌，還是補綴諸家《後漢書》、《晉書》之誌，自然需要有所決斷，“以建元為始”一語即特別針對此情況而發。

簡言之，南齊國史的紀、傳、誌皆以建元元年為斷，諸《誌》的內容不再上及此前數朝。此後沈約《宋書》諸誌，多從黃初元年記起，未從義熙之斷，應是受到南齊國史諸誌限斷的影響。由司馬彪《續漢誌》、《宋書》八《誌》和南齊國史諸《誌》，就可構成東漢以降首尾連貫的典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