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的尾聲（三十三）曹丕即位。曹魏的權力交接並非一帆風順，曹彰野心勃勃，青州兵險生大亂

2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因為這一年有三個年號。

其中正月的前半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後半到十月是延康元年，而從十月後半到年底則是黃初元年。

雖然我們這個係列叫做建安的尾聲，但我的初衷還是想把漢魏禪代這個過程寫清楚的，因此延康元年這十個月所發生的事也有必要交代一下。

220年正月曹操去世後，建安這個年號也隨他作古了，大漢迎來了最後一個年號延康。

不過關於這個改元的具體時間，三國誌和後漢書卻產生了分歧。

按三國誌記載，改元延康的時間為正月。

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為太尉，禦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禦史大夫。（三國誌魏書魏書文帝紀第二）

而按照後漢書的記載，改元延康的時間為三月。

三月，改元延康。（後漢書孝獻帝紀）

究竟哪個才是正確的，兩本史書又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同呢？

我認為三國誌的記錄更為可靠，而後漢書將時間加以修改可能代表了作者的一些個人立場。

漢獻帝共有五個年號，分別是永漢、初平、興平、建安和延康，這五個年號有著不同的意義。

之一個年號永漢是189年九月到12月短暫使用的，董卓扶植漢獻帝上台後改元永漢。

不過到年底的時候，董卓下令廢除除了永漢以外，少帝劉辯使用過的光熹和昭寧兩個年號，直接恢複了漢靈帝的中平這一年號。

這其中可能有兩個意思，之一就是董卓要否認劉辯的合法性，突出他所立的劉協的合法性。

而第二點則是順應新君登基後第二年才改元這一傳統，如果不這麼做，按當時的觀念是會被批判的。

比如劉禪在劉備去世的當年就把章武三年改為建興元年，結果遭到了批評。

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逾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晉書五行誌）

正因如此，董卓才恢複了漢靈帝的年號，因為189年直到四月，年號都是中平。

但是轉過年來，董卓就不用有這麼多顧忌了，他開始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用了新的年號初平。

之後的年號興平和建安大概對應著李傕和曹操掌控中央的時代，那麼輪到曹丕執政的時候，改一個新的年號就很正常了。

至於為什麼不等到下一年，應該是他已經迫不及待了，畢竟這一年還沒過完禪代就完成了。

而後漢書把時間改為三月，我想可能是因為作者尊崇漢室，希望突出這次改元並非是曹丕的意思，而是漢獻帝自己的意思，比如曹 *** 後即將迎來新時代等等。

當然，這種說法最終還是站不住腳的，而且資治通鑒也采用了三國誌的說法，將改元延康的時間確定在了正月。

不過在改元之前，曹丕還有更重要的事做，雖然他早被曹操立為魏太子，但這並不表明他的權力之路就是一帆風順的，相反，此時的朝中正暗流湧動。

曹丕若想順利繼承曹操的丞相和魏王頭銜，必須要經過一番考驗。

當曹丕剛聽說曹操的死訊時，一時還沒有心理準備，隻是哭個不停，可能是這些年演戲演習慣了。

這時候司馬孚及時出來把他點醒了，他說：“您是國家儲君，當務之急是要穩定局麵，沒時間做那些無意義的匹夫之孝。”曹丕聞言頓時醒悟。

點醒了曹丕後，司馬孚又出去把那些隻會哭的大臣罵了一通，這才把秩序穩定下來。

這時又有人提出，如果太子在鄴城即位，那就名不正言不順了，因為不去洛陽就得不到漢獻帝的詔令。

這確實是個問題，因為曹操是在洛陽病逝的，而此時曹丕卻不在那裏，而是留守在千裏之外的鄴城。

另一方麵，守在曹操身邊的卻是身份敏感的曹植，如果有野心家利用這個機會做文章，那後果不堪設想。

此時曹丕呆在鄴城，這裏算是他的大本營，因此他是安全的。但如果他要前往洛陽即位的話，離開了自己的根據地後，一切就難說了。

要知道曹植雖然在爭儲中失敗，但他並沒有被徹底打壓，他依然有支持者，其中能量更大的可以說就是曹彰了。

之前曹彰奉命留守長安，他手下是有兵的。而曹操在病重的時候又召他去洛陽，雖然不知道曹操跟他到底說了什麼，但是按照曹彰後來的行為，他肯定是不服曹丕的。

如果曹丕貿然前往洛陽的話，被曹彰半路截殺也並非不可能，因此必須要加以防備。

這一點陳矯看得很透徹，他幹脆把這件事挑明說了，直接指出曹彰和曹植可能產生的威脅，正因為如此才需要特事特辦，不能拘泥於流程。

這件事定下來後，一天之內就把所有禮儀都完成了，第二天又以王後的名義策立曹丕繼位魏王，從而率先占據了大義名分。

不過這件事卻還不算完，因為按照正常流程，還必須得給先帝下葬才行，這才算是新君即位的一套完整流程。

可如今曹操的屍體還在洛陽，於是就必須先把他的靈柩送回來。

不過在此之前，曹彰就率先發難了。

或許他此時還不知道曹丕已經在鄴城即位了，於是他剛一到洛陽，就立刻去見曹植，隨後提出：“父王召我來此，就是為了擁立你即位。”

當然，這毫無疑問都是他信口胡說的。曹操去世前還在有條不紊地做著各項安排，當時他的頭腦非常清醒，不可能做出這種會引發動亂的決定。

不過麵對這個誘惑，曹植卻也沒有答應，這不光是因為曹植並不想製造動亂，而且還因為他也不敢完全相信曹彰。

之前曹植的心腹楊修被殺時，其中就有一項罪名是誹謗曹彰。

按照這條記錄的出處續漢書的記載，楊修誹謗曹彰的時候是和曹植在一起的，當時二人一起在司馬門醉駕。

《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

畢竟酒後吐真言，因此這說明曹植其實背後也在防備曹彰，兩人所謂的友誼很可能也是塑料友誼。

總地來看，曹植和曹彰很可能隻是表麵結盟，實際是一個互相提防互相利用的狀態。

這樣一來，我們甚至可以推測，曹彰或許也有著不小的野心，擁立曹植隻是個幌子，為的是以他的名義對付曹丕。如果真能打倒曹丕，他大概率也會把失去利用價值曹植一腳踢開。

而曹植這麼聰明的人，很可能也已經看透了他的想法，不願被他利用，因此才會對這看似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一口拒絕。

一看這樣不行，曹彰隻好另尋他途，於是他找到了主持曹操喪禮的賈逵，問他玉璽在哪。

曹彰這樣做，其實已經充分暴露他的野心了，如果玉璽到他手裏，說不定就要矯詔謀反了。不過這卻嚇不住賈逵，曹操讓他主持此事自然是有道理的。

就在曹彰來洛陽之前，賈逵已經憑他的智慧解決了兩個難題了。

當初曹操剛剛去世的時候，很多人提議為了避免人心騷動生出亂子，應該秘不發喪。

這就有點異想天開了，這麼大的事，怎麼可能瞞得住，至少曹彰已經知道了。另外，如果曹操有密不發喪的想法，他肯定會提前有所交待。

賈逵自然沒有采納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與其等消息自行泄露出去，還不如公開以後早做準備，於是依舊正常發喪。

不過曹操去世的消息傳出去後，卻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讓局麵更加複雜起來，這是賈逵始料未及的。

當時青州兵和臧霸的一支部隊竟然未經許可，大張旗鼓地離開洛陽走掉了。

這件事非同小可，甚至可以說是兵變也不為過。

臧霸的部隊還好說，但青州兵的威脅很大，這支部隊一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當初曹操和呂布爭奪兗州時，就是因為青州兵被呂布騎兵擊潰導致全軍潰敗。

後來討伐張繡的宛城之戰時，青州兵竟然在亂軍中劫掠自己人。

由此可見，青州兵並非傳統印象中的精銳之師，而是一支戰鬥力較差且軍紀渙散的部隊。

這次如果不加以約束，一路上難保會鬧出多大事。

於是賈逵提出不宜強硬鎮壓，而應該安撫，一路上糧草也要供給好，此外還特意公開發表了一篇檄文以安其心。

現在畢竟是非常時期，能不生亂就不要生亂，等以後局麵穩定了，自然有的是秋後算賬的機會。

可是連續解決了兩個難題後，曹彰又開始鬧事了。麵對咄咄逼人的曹彰，賈逵絲毫不懼。

可當時賈逵隻是個小小的諫議大夫，他憑什麼和曹彰針鋒相對呢？

原來賈逵並不是一個人，他還有一個好幫手，那就是夏侯尚。

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三國誌魏書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夏侯尚的身份不一般，他是宗室，也是曹丕的心腹，他背後不光有曹丕，還有其他宗室成員。

其實曹彰跟夏侯尚也是有交情的，兩年前二人曾一同平定過代郡烏丸的叛亂。

不過夏侯尚終究跟曹丕關係更好，於是他選擇和賈逵並肩作戰。這證明至少大部分宗室都不會站在曹彰一邊。

有了這個底氣，賈逵義正言辭地說：“太子在鄴城，國家自有儲君，玉璽之事君侯無須過問。”

曹彰一看這架勢，自己要是一意孤行，恐怕得眾叛親離，所以也就慫了，於是曹丕順利承繼大位的所有障礙都被掃除。

現在最後一件事就是送曹操靈柩返回鄴城下葬了，這是一件幾乎白送的功勞，曹丕決定把這件功勞給自己最信任的人。

首先兩個人選是司馬懿和夏侯尚，這兩位就不多說了，都是曹丕的心腹。

而第三個人就是之前立下大功的賈逵，曹丕為了表彰他的忠誠和機智，將這件功勞給了他。

完成此事後，賈逵沒過多久就被任命為魏郡太守，從六百石升到兩千石，可以說是火箭般的躥升，從此他開始平步青雲。

與此同時，華歆帶著漢獻帝的詔書來到鄴城，並將丞相和魏王的印璽交給曹丕，至此，曹魏的權力交接終於順利完成。

220年正月，曹魏內部圍繞著權力交接一事發生了許多波折，這一個月風波詭譎，危機重重，並非傳統印象中那麼平淡。

而曹丕在坐穩了魏王之位後，也終於可以開始著手準備他的終極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