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心病：到底是什麼事，比收複新疆更迫切？
開戰在即，左宗棠卻上疏光緒帝及慈禧太後，希望他們能臨陣換帥，他願辭去本兼各職，待“要事”了結後再往軍前效力。
這份奏折遞到朝廷，立即引起軒然 *** 。要知道，在此之前，為了收複新疆，朝廷付出了千般艱辛，做足了萬全準備，左宗棠本人也早早坐鎮肅州，為籌措物資、製定作戰計劃殫精竭慮。而今，萬事俱備隻欠東風，他卻為了一件所謂的“要事”想推翻此前的一切籌謀。
到底是怎樣的“要事”，值得他舍棄大義，非要完成？
原來，在左宗棠西征前，千裏之外的京師，光緒乙亥（1875）恩科正廣邀天下舉子同場競技。
左宗棠自20歲那年（1832）考中舉人起，此後便屢試不第。若非生在亂世，他大概也無甚機會獲得名臣曾國藩的青眼，以湖南巡撫幕僚的身份，被保舉入京，任四品京堂，加入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在陣前掙得軍功，加官進爵。那麼多年過去，盡管官至總督、大學士，但看著滿朝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的紅頂大員，左宗棠還是如芒在背。特別是在朝廷中，因派係鬥爭，他遇到了以其功名出身作文章的政敵。這讓他更加堅信，要想消弭質疑自己的聲音，更好的辦法就是在會試、殿試上證明自己，用功名堵住悠悠眾口。
左宗棠的執念，讓帝後犯了難。但，慈禧太後也清楚，大戰在即，臨陣換帥乃兵家大忌。既然左宗棠需要功名，恩賞一份榮耀予他即可。於是，在慈禧太後的主持下，左宗棠獲賜進士出身，成為千年科舉史上的一個特例。
“要事”已辦妥，左宗棠盡情釋放出優異的軍事才能，剿滅阿古柏勢力，一舉收複新疆，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卓越貢獻。
左宗棠。圖源： ***
01
在中國科舉史上，進士是殿試及第者的統一頭銜，也是功名的盡頭。一旦參試的舉人們通過會試、殿試，無論名次如何，都意味著他已經真正地步入了仕途，開啟為國效力的生涯。因此，對於許許多多“左宗棠”式的有識之士而言，考取進士是他們的終極目標，無論前路多麼艱難，他們都會懷著一顆赤誠之心，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題名。
然而，普通士子想從舉人躍升成為進士，需要經過一次比童試、鄉試更加嚴酷的資曆篩選。
明清兩代，參加殿試以前，符合資格的舉人們通常需要在禮部的組織下，參加一場全國性的士子大比拚，入圍者才有參加殿試的資格，直麵君主，獲賜進士或同進士出身，成為正式的國家官員。而這場禮部試，即今人所熟知的“會試”。
依照規定，會試應在鄉試過後的第二年春天舉行，地點設在京師貢院。凡為當科舉人又或是前科落第舉人、入監成為監生者，皆可參加。
據學者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共開科201場。其中，明朝276年至少產出舉人102389人，而通過會試的舉人總數僅在24500人左右。到了清朝，舉人的數量進一步上升。在清朝入關後的267年間，總共誕生了至少15萬名舉人，最終得中進士者才26846人。可見，從人才篩選的角度上看，舉人要躍升成為進士，考試形勢相當殘酷，試後帶來的舉人功名停滯也成為上層社會的普遍現象。
“進士”牌匾，現藏於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實際上，這一結果並不符合朝廷改善用人機製、實現階層流動的初衷。因此，從明朝中葉起，朝廷有意拓寬會試、殿試的參與渠道，讓更多的舉人有機會脫穎而出。
比如天順八年（1464）正月，明憲宗即位，即下詔令“
學官有由舉人署職九年考滿該升、年四十以下有願會試者聽
”。意思是給在職滿年限的、符合年齡且擁有舉人功名的學官開放應試會試的渠道，讓已經充任學官的舉人能夠有條件地參加會試，給予他們晉升功名的機會。這項詔令頒布一年後，朝廷再度拓寬教職舉人應試會、殿渠道。
成化元年（1465），朝廷又規定，凡教職舉人應試會試者，年齡由“四十以下”改為“五十以下”，隻要“教官考滿到部”，符合應考程序，概可參考。後來，這項規定又從放寬教職舉人參考年齡拓展到放寬其任職年限，學官舉人原需任職滿九年方有資格參加會試，到成化末年改成了六年。到了清代，朝廷更進一步放寬舉人應試的渠道，規定“
各省舉人，無論新科、舊科，凡無匿喪、冒籍、過犯、黜革、罰科等項，均準會試
”。
改革的結果促成了舉人公平應試的機會，但也導致越來越多的舉人反複投身到會試的備戰中，考取進士越來越卷，得中概率越來越低。改革悖論由此可見。
02
明清會試的考試機製基本與鄉試、童試類同，除了執行嚴苛的資格審查和鎖院程序外，選派高級別官員作為會試的主考官及同考官也是當時考場上的一大特色。
依照慣例，明清兩代的會試考官分為主考官、同考官、監考官和知貢舉官。所謂同考官，即接受主考官統領的、專門負責評閱某經卷的考官，大概相當於各專業科目評卷老師。同考官所作出的批閱意見，將會直接影響主考官對該考生的印象分。所以，同考官應由具有翰林及進士出身背景的官員擔任，而會試的主考官則由更高級別的官員，如閣臣、軍機大臣等兼任。至於知貢舉官，從唐、宋以來就是朝廷“特命主掌貢舉考試”的職位，一般由具有名望的朝臣兼任，相當於會試考官們的“頂頭上司”，負責統管會試的一切事務。
由於會試中式後，舉子無論成績高低均可參加殿試，且殿試不再黜落參考人員，因此，能被選中為會試的主考、同考，對於官員本身而言，不僅是自己仕途上的能力體現，更是一次收納門生和發展未來官場人脈關係的絕佳機會。天啟五年（1625），內閣首輔顧秉謙、禮部尚書魏廣微和吏部尚書朱延禧三人在會試前就竭盡所能爭當主考。此三人中，顧秉謙、魏廣微兩人均是魏忠賢的“死黨”，唯朱延禧一人秉持公道。最終，經明熹宗出麵，這起“幾近同室操戈”的會試主考爭端，才以顧、魏二人平分會試主考權收場。
大太監魏忠賢。圖源：影視劇照
當然，對於參試的舉子們而言，他們身處其中，無論會試主考爭鬥得如何激烈，都不太會對他們造成直接的不良後果。反倒是協助主考官的同考官以及知貢舉官，才是真正掌握他們命運的關鍵人物。
本來，知貢舉官作為全麵負責會試考務的官員，並不具備幹預或參與會試主考、同考衡文錄取的權力，但在朝廷官品級別的論資排輩上，知貢舉官往往比會試主考、同考身份尊貴，這就導致某些知貢舉官可以輕鬆接觸到考生的試卷，從而對最終取士結果產生直接的影響。明英宗、憲宗朝的禮部尚書姚夔，平日就喜歡提攜後進，與當世名士交遊。成化二年（1466），他出任會試知貢舉，將這種個人偏好融入會試獎拔機製中，要求主考、同考多多留意名士們的投考試卷，一定要做好謄錄朱卷的工作，盡量不要讓朝廷背負“遺珠之憾”。
姚夔幹預會試的出發點算是好的，可若遇上糊塗的知貢舉、同考官等，會試舉子們將前途未卜。徐珂《清稗類鈔》記載，同治年間，滇中名宿、舉人謝煥章進京參加會試，他文章寫得極好，義理深奧，文筆流暢。結果，遇到了一個姓李的同考官，此人墨守成規，閱卷時見卷子上居然沒有出現他看得懂的文章格式，便批出了“文理不通”四個大字，將謝煥章的試卷當廢卷處理，導致謝煥章此前考取的舉人資格，也因為他這次在會試中極差的成績，而被官方無情剝奪。
好在謝煥章參加會試前已經名聲在外，會試結果一公布，謝煥章的八大弟子就裹挾著輿論向朝廷施壓，迫使朝廷重新選人再評謝煥章的試卷，並嚴令受命的閱卷大臣必須實事求是，給天下士子一個交代。如此，謝煥章的舉人資格才得以重新恢複。
03
人為幹預固然會對士子們的考試結果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有時候，製度因素同樣會產生無法預見的偶然性影響。左宗棠就是這樣的例子。
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時年23歲的左宗棠第二次赴北京參加會試。
一代名將左宗棠。圖源： ***
此前，在湖南鄉試中，他與其二哥左宗植均超常發揮，雙雙中舉。但他在隨後的會試中名落孫山。這一次再赴京會試，左宗棠的試卷寫得不錯，運氣卻屬實“太背”。清朝的會試錄取 *** 是“分省取中”，即在每科會試前由禮部統計各省及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應考人數，根據“省之大小，人之多寡”的原則，以省為單位，由當科主考、副主考聯同各級學官商量調劑會試中式名額。按照規定，隻要舉人被取中，即稱“貢士”；而貢士中成績更優者，則會被冠以“會元”頭銜，一律保送至殿試環節，成為日後名滿天下的進士預備人選。
清朝會試采用“分省取中”體現了科舉考試的地域公平性，避免教育落後的省份“顆粒無收”，可這種照顧區域公平的製度考量，對於考生個體而言，或許恰是不公平的。左宗棠就如此不幸地被這項製度給“犧牲”了。那一年，他不偏不倚正好考中湖南省會試第十五名。而在當年的湖北省，赴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員額實在太少了，為凸顯科舉考試的公平性，朝廷經過慎重考慮，決定采取臨時措施，即從湖南省減少一名舉人的錄取名額，並將此名額調配至湖北。就這樣，左宗棠又一次與他夢寐以求的進士功名擦肩而過。
此後，左宗棠雖於道光十八年（1838）第三次應戰會試，但成績始終不理想，這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即便後來他加官進爵，談及往事，依舊難以釋懷。
有人歡喜有人愁，就在左宗棠屢試不第的時候，他日後的“伯樂”曾國藩卻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清代名臣曾國藩。圖源： ***
巧合的是，曾國藩也是參加道光十五年以及道光十八年兩屆科舉會試的湖南籍舉人。但與左宗棠隨兄應考、落第後憤而返鄉的結局不同，曾國藩一家對應試科舉的執念更深。道光十五年，曾國藩首次參加會試，是承載著父祖的期盼而來的。在此之前，他的父親曾麟書曾前後17次參加童試，直到43歲才考中秀才，此後便將家族爭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曾國藩身上。首次會試失利後，曾國藩的心情十分低落，父親曾麟書鼓勵並勒令兒子必須留在京中發奮攻讀，隨時做好參加下一次會試的準備。
很快，道光十六年（1836），清朝迎來了皇太後六十壽誕。按慣例，每逢皇室慶典、帝後生日，朝廷便會特別開科考試，稱為“恩科”，以與平日三年一度的“正科”相區別。倘若恩科之年與正科會試之年恰好同年，朝廷則會實施“恩正並科”，即在這一年科舉考試中分兩榜錄取會試舉子，提高錄取率，擴大舉人晉升的資格麵。曾國藩留京複習，僥幸獲得了這次恩科考試的資格，可還是未能如願中式。
連著兩年在會試正科、恩科中落榜，曾國藩的心情跌到穀底，甚至開始懷疑人生。曾家雖比左家富裕，但充其量也不過是鄉間小地主。曾國藩兄弟五人，除了他，其餘四人也被家族寄予厚望，父親、祖父都希望他們能突破讀書人的界限，成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因此，擺在曾國藩麵前的唯一出路，也隻有黯然回鄉，備戰下一科會試。
待到道光十八年，科舉會試臨近，父親曾麟書便日日奔波於親朋好友之間，替兒子借錢進京趕考。曾家親戚雖多是鄉間務農之戶，但對讀書改變命運的道理深信不疑，最終，曾國藩得以拿著父親眾籌而來的22吊銅錢，再次進京趕考。
考慮到身上的錢屬實不多，曾國藩對每一筆花銷都十分小心。可縱然如此，抵達京師時，他身上的錢也僅剩最後三串。憑借這最後三串銅錢，曾國藩總算成功突圍，考取了當科貢士，獲得參加殿試的資格。
04
明清兩代，隻要舉人得中會試，成為貢士，就意味著他可以參加殿試，隨後步入仕途，留名後世。
事實上，殿試並非會試的“升級考試”，而是會試的複試，旨在讓皇帝本人親眼看看大臣們為自己選上來的這些天下優才是否具備超越平常讀書人的治國才能。自明朝以來，隻要會試發榜，朝廷便會編纂《會試錄》，“
錄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執事之姓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
”，所以，中式會試後，也有部分貢士會選擇放棄參加殿試的機會，以貢士身份求職仕進。然而，這一小部分特立獨行的貢士，仕進之路並不好走。明初有一段時間急於用人，會試結束後沒有舉行殿試，便開始選官。據黃明光的《明代科舉製度研究》統計，有明一代，“
會試中考取貢士的僅三十三人在朝廷中任職，僅占貢士總數的0.55%
”。可見，在朝廷的取士機製中，以貢士身份步入仕途，在官場上仍然是相對吃虧的。
而殿試，作為一項直麵君主的臨場麵試，存在著諸多令士子們不得不注重的規則與限製。
明清時代的殿試，通常選擇在會試結束後的兩三天內進行，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要求應試者於開考當天黎明時分入宮，曆經點名、散卷、讚拜、行禮等各項繁文縟節後，方才頒發製策考題，讓考生在規定的時間內作出一篇符合要求的策論文章。
清代殿試試卷，現藏於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按規定，凡會試錄取者皆可參加殿試，不論其考中會試的時間及場次，以此照顧因故未參加殿試的前科貢士。所以，在殿試的考場上，往往是前科貢士與今科貢士同台競技。但殿試隻會影響參試者的排名，不會影響他們的最終功名，因為明清時代的殿試已經摒棄了殿試設計之初的淘汰機製。
北宋時期，殿試曾實行過淘汰製。北宋學者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中記載：“本朝自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
眾所周知，宋朝是個尊重士人的政權，不殺大臣言事官，而宋初皇帝實行殿試淘汰製，勢必會引起落第士子的反彈。宋仁宗年間，出現了曆史上之一個因殿試黜落而叛國投敵的舉子——張元。在殿試屢試不第後，“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的張元幹脆鋌而走險，出走西夏，成為西夏開國君主李元昊的首席謀士，並在日後的好水川戰役中，獻計發揮西夏騎兵優勢，采用“設伏圍殲”的戰法，讓宋軍吃盡苦頭。張元叛逃事件給北宋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損失，嗣後不少大臣都認為，是殿試黜落的機製導致了這起災難性事件的發生。因此，殿試自此不淘汰參試者，“
會試定去留，殿試排名次
”成為慣例，並一直沿用至清朝。
雖然殿試不具有淘汰性質，但殿試的名次卻對考生將來入仕和升遷具有終身影響。為此，進入殿試階段的士子普遍都鉚足了勁，隻為在此一篇三五百字的策論中，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希望獲得帝王青睞。明朝名臣於謙就有過這樣的打算。
永樂十九年（1421），在京城會試時，於謙考中了之一名，成為令人豔羨的“會元”。那時，明成祖朱棣正積極用兵漠北，為明朝開疆拓土，於謙遂在殿試策論中提起皇帝一向不願過多闡述的窮兵黷武等話題。這次殿試，明成祖朱棣原想錄於謙為殿試之一，讓其做狀元。但在看到這篇策論文章後，朱棣將於謙貶至三甲第九十二名，讓其勉強夠得上同進士出身。
一代名臣於謙。圖源： ***
不過，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按照成熟的殿試流程，皇帝根本無法通閱所有答卷，於是會讓大臣們遴選出十套更優秀的殿試試卷，這些卷子一如前麵的鄉試、會試那般，均采取隱去個人信息的彌封方式謄錄。在此基礎上，會試的主考會綜合各方意見，進一步擬定狀元、榜眼、探花的人選名單，再供皇帝本人禦覽。日理萬機的君主為圖省事，通常也會采納會試主考的建議，通過正式程序確定狀元、榜眼、探花的人選。隻有在頭甲人選的姓名出現音韻、意義或字形上明顯犯忌諱，或者不夠文雅得體時，他們的名次才會發生戲劇性調整。
殿試結果出來之後，依照程序應該進入傳臚階段。所謂傳臚，就是向天下公布殿試結果，讓士子們揚眉吐氣、名揚四海。但，事實上，在進入正式傳臚之前，為保障選士足夠公平，皇帝還會在傳臚的前一天，於乾清宮內召見那十名更優秀的進士，此程序謂之“小傳臚”，相當於一次真正的“麵試”——讓皇帝本人及讀卷大臣仔細端詳遴選出來的狀元、榜眼、探花等人，看看他們是否符合人物印象，有無形象猥瑣、有礙觀瞻等問題。
如果以上不良情況皆無，則經過小傳臚的進士將自此邁入仕途的光輝之旅。當然，倘若有人不把皇帝召見的小傳臚當回事，那麼他原先所錄的名次，也很有可能會因此一麵之差而出現天差地別。乾隆年間的進士潘奕雋便是如此。
在殿試之後，潘奕雋即被乾隆皇帝認定為狀元的更佳人選。對此結果，潘奕雋本人似乎也胸有成竹，於是考完試後，他便與另一名被欽定為探花的同考生一起到京郊香山一帶度假，乾隆皇帝派人請他出席小傳臚，他也沒去。最終，乾隆皇帝便將他的狀元及友人的探花名次一並奪取，僅以普通進士功名錄入朝中為官。事後，潘奕雋笑著說：“
狀元三年一個，失何足惜？遊山之興一發斷不可遇也。
”此話一出，頓成美談。後來，同朝為官的劉統勳總是拿這段軼事跟潘奕雋開玩笑，稱他為“天子呼來不上船”大人。
畫中老者即潘奕雋侄子潘世恩，潘世恩於乾隆五十八年考中狀元。圖源： ***
然而，與潘奕雋的豁達相比，大多數用盡一生精力“殺”上殿試的舉子，並沒辦法做到將功名置之度外。哪怕是被譽為“完人”的曾國藩，亦不能免俗。
考過道光十八年的會試後，他終於順利進入了殿試環節，並考取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明清科舉殿試的名次分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即狀元、榜眼和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清朝時通常為四五十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清朝時通常為一百到三百人左右），賜同進士出身。
麵對自己“同進士出身”的名次，曾國藩顯然有一種說不上來的不甘。在他看來，“同進士出身”類似為給小妾抬房硬稱作“如夫人”，而自己就相當於“進士及第”“進士出身”者的小妾。即使官位相當，名分上總是差那麼一截。因此，曾國藩後來恥於提及自己的功名，認為這是身上的一道瑕疵。
不過，放寬曆史的視野來看，無論是考取還是恩賜得中進士，曾國藩和左宗棠終歸是幸運的。在特殊的時代裏，他們憑借自己的才能，躋身朝堂，建立不世功勳。任何曆史時期，即使得中狀元，其成就亦未過於此。
千古留名者，是因為他們的曆史功業，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科舉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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