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北宋宰相、詞人，為北宋的繁榮發展做出貢獻
韓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人，北宋政治家、詞人。下麵曆史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著往下看吧。
韓琦為相十載、輔佐三朝，為北宋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宋人歐陽修讚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其文“詞氣典重”，“有垂紳正笏之風” ；為詩不事雕琢，自然高雅；工於書法，尤善正。家中聚書上萬卷，在安陽築有“萬籍堂”。今有《安陽集》《諫垣存稿》等傳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曆
韓琦於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於世宦之家。據韓琦墓誌、行狀記載，自五世祖以上，韓氏多葬於博野縣蠡吾鄉(高祖改葬趙州讚皇縣)，至曾祖韓璆以來，則改葬於相州安陽縣(今河南安陽)的豐安村，故而韓琦認為自己是相州安陽人。據《泉州府誌》記載：“韓琦出生於泉州北樓生韓處。”為其父韓國華知泉州府時與婢女胡氏連理所生。
韓琦四歲時父親去世，此後由幾位兄長撫養成人。長大以後，已能自立，有遠大的誌向。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戲，學問過人。
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韓琦在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並攜母胡氏就職 。天聖八年(1030年)，胡氏逝世，韓琦去職丁憂，至明道元年(1032年)服喪期滿，起複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賢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監左藏庫。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韓琦被調為開封府推官，獲賜五品官服。次年(1035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直言敢諫
景祐三年(1036年)，韓琦自請外任地方，獲知舒州，因故未能成行，於八月留拜右司諫。
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韓琦敢於直諫，諍言讜議。他抨擊權貴，舉薦當時名臣杜衍、範仲淹等，“凡事有不便，未嚐不言……前後七十餘疏”，其建議多被朝廷采納 。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發，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使四人同日罷職，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他自此名聞京師。
韓琦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托”的社會風氣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仁宗先從朝廷內部裁撤虛職、減省冗費。名相王曾對他人少有稱許，此時卻稱韓琦的建言“切而不迂”。韓琦聞言，愈加自信。
寶元元年(1038年)，韓琦以假太常卿、昭文館直學士的職銜充任接伴使。此後奉命發解開封府舉人，並與三司共同商定茶法。同年，韓琦被授為契丹(遼朝)正旦國信使，出使遼朝。還朝之後，任“同三司省國用”，轉官起居舍人、知諫院。
寶元二年(1039年)，韓琦被升授為知製誥、知審刑院。因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又於同年被任命為益、利兩路體量安撫使，獲賜三品服 。他到四川後，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史稱其“活饑民(一)百九十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指韓琦)之來，更生我也。”
西北禦夏
自景祐五年(1038年)起，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公開與宋朝對抗，使得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非常吃緊。寶元二年(1039年)，韓琦剛從四川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 [19] 。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範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因“薦引朋黨”罪名而被貶至越州(今浙江紹興)的範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又為被誣陷的劉平的宗族子弟申辯。五月，韓琦以樞密直學士與範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範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他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分兵諸路，容易被各自擊破，不如“並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範仲淹則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讚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
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開封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於是決定采用韓琦攻策，並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於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進攻。後根據範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慶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命令諸將嚴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一萬八千人，以桑懌為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麵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並再三叮囑：“如果違命，即使有功，也將定罪處斬。”
任福在張家堡南小捷，於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裏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隻聽盒子裏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隻見一百多隻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這正是西夏軍隊發出的合擊信號。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麵合圍。宋軍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奮戰後仍遭遇大敗，包括任福在內的將卒六千餘人陣亡(將校軍官死亡數百人)。
韓琦聞訊後，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泣在他的馬首前，拿著舊衣、紙錢招魂，哭道：“你從前跟隨招討(指韓琦)出征，如今招討回來而你死了，你的魂識也能跟著招討回來嗎？”當時哀慟之聲響徹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範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範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 。十月，宋廷分陝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各自設置帥臣，其中韓琦兼任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慶曆二年(1042年)四月，朝廷為四路帥臣換職為觀察使，範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隻有韓琦同意受任秦州觀察使。閏九月，宋軍又大敗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命韓琦恢複舊職，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範仲淹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
當時在陝西的東兵自禁軍宿衛而來，不耐勞苦，韓琦奏請增添土兵代其戍守，又築德順軍，以作為蕭關、嗚沙道路的屏障。
自好水川敗後，韓琦始信服範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於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深為朝廷倚信，故天下人稱為“韓、範”。
慶曆新政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於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謀取橫山，規河南”的韓琦與範仲淹一同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
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範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雲集，士大夫交口稱譽。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範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來稱讚韓琦等人。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範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盡快拿出救世方案。
當時，李元昊以契丹為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此年七月，他上《論備禦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麵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範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範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範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於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於災情嚴重，還采取了一些果斷措施，如：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選賢任能，罷黜庸陋之人；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一萬餘人，以減少用度。他不但大舉修繕鄜延路的城寨，還認為應該等到西夏同意歸還侵占宋朝的土地後再同意議和。
慶曆四年(1044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開封。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認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範仲淹不自安，遂於同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範仲淹、富弼全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於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於範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隨後，韓琦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涇原路帥臣尹洙反對渭州宿將劉滬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的舉動，但朝論“不謂然”，他心灰意冷，遂自請出外，於三月被罷去樞密副使之職，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撫治北疆
韓琦在地方時，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慶曆七年(1047年)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遷為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二月，轉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慶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並兼安撫使，進位資政殿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 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鬆弛。韓琦到任後，首先大力整頓軍隊，采取恩威並行的 *** ，對品行極其惡劣的士兵果斷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並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仁宗隻好令廖浩然回京，並施以鞭刑。
並州轄境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酋豪”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並立石為界。
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韓琦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九千六百頃。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在家鄉，他建造晝錦堂於州署後園。
中樞十載
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韓琦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閏八月，以原職進拜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爵儀國公。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年)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韓琦拜相後，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於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韓琦出任仁宗山陵使，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
英宗即位之初，突患暴病，由慈聖太後曹氏垂簾聽政。一些宦官不斷向曹太後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係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曹太後時，曹太後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又對韓琦說：“太後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係漸漸緩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二月，韓琦提舉修《仁宗實錄》。五月，英宗病愈，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曹太後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英宗特授韓琦為尚書右仆射。他多次請辭相位，英宗均不許。次年十一月，充任南郊大禮使，進封魏國公。
英宗親政僅半月，韓琦等人就提議討論關於英宗生父、濮王趙允讓的名分問題，而英宗為了減少追封阻力，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滿二十四個月)再議。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韓琦等再次提出這一議題，於是，英宗出詔將議案送至太常禮院，交兩製以上官員討論。爭論持續了十八個月，其中以韓琦為代表的中樞宰執等順應英宗之意，建議尊趙允讓為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學士王珪、侍禦史呂誨等人的反對，他們力主稱仁宗為皇考，趙允讓為皇伯。曹太後聞訊，一度草詔嚴責韓琦等，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展於己不利，不得不暫緩討論此事。最後，韓琦等勸說曹太後簽押，同意稱趙允讓稱“皇”，其三位夫人並稱為“後”，並貶呂誨、呂大防、範純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終。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於手背刺字，農閑時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舉進攻大順城(今甘肅華池縣西北白馬鄉)，韓琦建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向西夏問罪。樞密使文彥博反對，部分朝臣亦舉仁宗時對夏戰爭的舊事。韓琦判斷：“李諒祚(即夏毅宗)不過是個狂童，並沒有李元昊的智謀計略，而如今的邊防遠過當年。馬上派人詰問，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見行事，李諒祚果然上表謝罪。英宗得到消息後，看著韓琦說：“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問題表麵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於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
押班事件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並任英宗山陵使。
神宗即位不久，禦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實為誣告，將其罷職，但韓琦在英宗的永厚陵複土後，不再入中書門下辦公，堅決辭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並在韓琦入宮奏對時泣道：“侍中(指韓琦)一定要離開，今天已經降製了。”又在東京興道坊賜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韓忠彥為秘閣校理。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僅兼領淮南節度使。
正在這時，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兼陝西四路經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最初同意放棄，但在陝西宣撫使郭逵的勸說下，反對焚棄綏州。一個月後，西夏國主李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複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亦指大名府)留守、河北四路安撫使 ，並被準許便宜從事。
新法之爭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次年(1070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並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並、濟困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製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於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同年，韓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撫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對外關係上，韓琦被認為“一改從前的強硬立場而日趨軟弱妥協”。當時宋和契丹在“劃界”河東問題上爭得不可開交，韓琦上疏神宗，認為宋在邊防策略上主動進攻，積極防禦，有七事致“契丹之疑”，籲請神宗去掉各項新法，並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法)之類，因而罷去”，以換取邊境安寧。
病逝相州
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韓琦被改授為永興軍節度使，被他推辭，仍判大名府 。判大名府期滿後，朝廷根據韓琦的要求，命他再判相州，並拒絕解除他淮南節度使的加官。
自熙寧七年(1074年)秋起，韓琦屢次上表請求致仕，均未獲準。直至熙寧八年(1075年)五月，方才被再度授為永興軍節度使，因韓琦病重，已不能就職 。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韓琦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八歲。神宗在禁苑為他慟哭舉哀，又輟朝三日，即日賜其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並下詔允許韓琦配享英宗廟庭，特贈尚書令，賜諡號“忠獻”；隨後發兵為其築墓，親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宋徽宗時，“追論琦定策勳”，加贈韓琦為魏郡王。
寶慶二年(1226年)，宋理宗圖畫二十四功臣神像於昭勳閣，韓琦位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