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的張居正如何用一篇文章騙過皇帝？
萬曆五年， 張居正的父親——七十四歲的張文明患病， 張居正本想請假省親， 恰逢宮中籌備皇帝大婚， 作為首輔， 他是無法脫身的， 隻得定在大婚以後再告假。不料萬曆五年九月十三日父親遽爾病逝。二十五日， 噩耗傳到北京。次日， 張居正的同僚、內閣次輔呂調陽、張四維上疏奏明皇上， 引用先朝楊溥、金幼孜、李賢“奪情”起複故事， 請求皇上諭留張居正。
按照當時官僚的丁憂製度， 嫡親父母喪事， 以聞喪月日為始， 不計閏二十七月服喪， 期滿後， 再出來視事， 謂之起複。雖然前朝也有丁憂“奪情”的先例。但是， 這樣做不符合明代的典製。
大臣呂調陽、張四維希望皇上“奪情”張居正。神宗本人也深感不可一日無“元輔張先生”， 不願他丁憂歸裏， 更不願新政中途遭到挫折。所以他接到呂調陽、張四維的奏疏後， 隨即下旨：隻準許張居正在京師的家中服喪“七七” (四十九天) ， 然後“照舊入閣辦事”， 這就是所謂“奪情”起複。
如果事情是神宗的真是意圖想法無可非議，然而這件事情的背後卻是張居正與馮保的一場精心策劃。
按人之常情及祖宗舊製， 必須丁憂守製， 但張居正大權在握， 新政正在展開，他不願因丁憂而離任二十七個月。但礙於祖宗舊製與輿論壓力， 必須妥善策劃一個兩全之計。就在呂調陽、張四維上疏請皇上“奪情”之前， 他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密謀策劃， 竭力促成皇上“奪情”之局。
“大馮保， 挾衝主， 操重柄， 江陵 (張居正) 素卑事之。新鄭 (高拱) 既逐， 保德江陵甚， 凡事無不相呼應如桴鼓。江陵聞父訃， 念事權在握， 勢不可已。密與保謀奪情之局已定， 然後報訃。次輔蒲州 (張四維) 進揭， 即微露其一斑……疏入， 漏下已二鼓。昧， 特旨從中出， 留之。香幣油蠟之賜以千百計， 內閹持司禮之命絡繹而至， 附耳躡踵。江陵時作擎曲狀， 令小史扶掖內閹， 乃叩頭謝， 強之立而受， 雲：‘此頭寄上馮公公也！’”
由此可見， “奪情”雖出於皇上旨意， 卻是張居正與馮保事前謀劃好的。《萬曆邸鈔》萬曆五年秋七月條“張居正聞父喪， 詔奪情視事”， 有如下說法：“居正聞喪， 初辭疏， 即雲守製是常理小節， 且雲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 何恤訾議；再懇辭， 忽且請留京守製， 以次子馳驛回籍營喪事。蓋其自為計非朝夕， 以故訃疏方上， 而慰留即下雲。”可見張居正本人並不想丁憂守製歸裏， 又不便直說， 便通過馮保要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挽留， 而張居正則言不由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乞求歸裏守製， 目的在於遮人耳目。
為了應付輿論， 張居正不得不做一點表麵文章。九月底， 他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製， 以表示他對皇上“奪情”的反應：“臣在憂苦之中， 一聞命下， 驚惶無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 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 非常理之所能拘也”。這其中， 話裏有話， 他強調了“非常”一詞， “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 用在“乞恩守製”疏上， 不但牽強附會而且自相矛盾， 隻是為下文作鋪墊罷了：“如皇上之於臣， 若是之懇篤者， 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 舉事草芥賤軀， 摩頂放踵， 粉為微塵， 猶不足以仰答於萬一， 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 徇匹夫之小節， 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
張居正本意是希望皇上“奪情”， 又不得按慣例向皇上乞恩“守製”， 所以這篇違心的“乞恩守製疏”寫得頗費周章， 且漏洞百出。奏疏的基調是乞恩守製， 卻大談什麼“非常理之所能拘”， “何暇顧旁人之非議， 徇匹夫之小節”， 話中之話是要表明“守製”是常理小節， 不必拘泥， 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他的決心， 如果皇帝堅持“奪情”， 他可以置常理、小節於不顧。無怪乎《實錄》的編纂者在記述張居正的“乞恩守製疏”時， 要寫下這樣的按語：“觀此， 而奪情之本謀盡露矣”。可謂一語道盡其中奧秘， 暴露了他與馮保一手策劃的“奪情”內幕。
經過半月有餘的公文往返， 奪情起複之局終於定了下來。張居正以“在官守製”的形式， 於“七七”之後仍入閣辦公， 大權繼續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