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動蕩不安的內外形勢，郭威為穩固政權，都做出了哪些外交方略
關於後周太祖的外交方略，以往的普遍看法是“保境”“和邊”政策。而小編認為，“保境”“和邊”隻是郭威外交方略的一個側麵，而不是他的全部。
在紛亂無常的五代十國社會。要應付動蕩不安的內外世界，僅僅停留在“保境”“和邊”上遠遠不夠，為鞏固政權，後周太祖在外交上必須摸索新的出路。那麼，郭威的外交方略究竟是什麼？
（一）
首先分析一下製約後周太祖製訂外交方略的內部環境。後周太祖郭威（904—954年）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今河北隆堯），唐天佑元年甲子歲（公元904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破落官僚家庭，“父簡，事晉（後梁李晉政權）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
不久母親也一命歸陰，“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家破人亡，寄人籬下的郭威從少年時代起就飽嚐了戰爭之苦。
郭威從十八歲起應募為潞州軍閥李繼韜的兵卒，到四十八歲即位稱後周皇帝，中間整整三十年是在刀光劍影的軍旅生活中度過。
內部紛爭，兵戎相見；外敵入侵，民族垂危，迫使郭威不得不冷靜地思考全國的局勢和自己今後的出路。所以，當二十八歲入選為後唐的禁兵後，他奮發學習兵書《閫外春秋》，“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並拜軍中好友李瓊等人為師“問難”。從此，郭威初步懂得了“以正守國，以奇用兵”“正兵當敵，奇兵製勝”，明“存亡治亂”之理，辯“賢遇成敗”之由。
公元947年，後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趁晉出帝被契丹擄走北上，中原無主之際，在晉陽（今山西太原）稱帝。並定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因郭威擁戴功高，劉知遠把他視為股肱之臣，授郭威為樞密副使，檢校太尉。劉知遠病危時，遺囑郭威為顧命大臣，輔佐新君隱帝劉承佑即位。
950年，關中李守貞等三鎮叛亂，做為更高軍事長官，郭威授命“西督諸將平叛，”平叛凱旋後，郭威被提升為天雄節度使，坐鎮鄴都，節製河北諸州。鄴都是後漢的核心地區。
防禦契丹的軍事重鎮，牽一發而動全身。此時的郭威已成了後漢朝廷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漢廷的參政議政，使郭威積累了豐富的內政外交經驗，這就為他在後周建立之後製訂正確的外交方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再看製約後周太祖製訂外交方略的外部環境：隱帝劉承佑是一個輕率魯莽，不學無術，怠於政事，專務荒淫的皇帝。950年十一月後漢政權發生內訌，隱帝先後誅殺了權臣史弘肇，楊邠、王章。
接著又屠殺他們的親戚黨羽，領兵在外的郭威也受到牽連，迫使郭威發動兵變，他以“除君側”為名，率軍直驅開封，次年正月初四在將士擁戴下郭威宣布建立周朝，是為後周太祖。
後周建立後，郭威並沒有陶醉在勝利之中，他清醒的意識到鞏固政權除整治內部外，良好的外部環境至關重要。當時，契丹、北漢、南唐對後周形成三麵包圍之勢，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南北夾擊的滅頂之災。如何處理與他們的關係，是後周政權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外交難題。
契丹是鮮卑族的一支，從北魏道武帝登國三年（公元389年）起，史書就有記載。九世紀後期，在漢族先進生產方式的影響下，契丹的發展日新月異。十世紀初年，終於從軍事民主製過渡到了國家。
契丹是繼突厥，回紇後中國北方新興的一支強大民族。契丹王國比突厥、回紇的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有力，士兵更加剽悍而善戰。唐末五代的軍閥混戰，群雄割據，給契丹南下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機。
926年耶律德光即位以後，契丹貴族集團對中原的騷擾愈益猖狂。後晉建立，石敬瑭與契丹約為“兒皇帝”並割燕雲十六州，（這一地區大約以現在的北京、大同為中心，東西延伸河北山西兩省北部）失去燕、雲十六州，使中國丟掉了防禦北方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經過燕山山脈，契丹鐵騎可以長驅直入直搗中原。
新興的契丹憑借強大的軍事和地利對中原政權虎視眈眈，後周建立後，迫使郭威費盡苦心，謹慎地處理著與北方的關係，並著手製訂和實施新的外交方略。
951年，與郭威滅漢的同時，劉崇據河東稱帝，割據太原，以漢為國號，是為北漢。北漢國轄太原以北十二州，除蔚、麟二州外，其餘皆不出今山西省，與後周相比“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
劉崇自知不是後周的對手，便向契丹搖尾乞憐，走石敬瑭的老路，與契丹約定為叔侄三國，納幣朝貢。實際上墮落成為契丹的附庸和仆從。“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就是這樣一個殘破的政權，在契丹的保護傘下屢次攻周，北漢盡管不是後周的勁敵，但如何對付北漢的騷擾，也是郭威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除契丹外，在江淮一帶的諸政權當中，能夠對後周形成威脅的隻有南唐一國。當其極盛之時，據有三十五州之地，人口五百萬，江淮以南的中國半壁江山；幾乎都成了南唐的勢力範圍，史載南唐“兩江土宇，比諸侯最廣，兵力勇盛，氣可以吞噬。”
為了對中原政權進行牽製，南唐立國之初，就采取了“於契丹相結，於之共製中國”的外交方略。麵對十國當中最強勁的對手，郭威絕不會泰然處之，但縱觀整個太祖朝，後周又沒有正麵對南唐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郭威對南唐采取了什麼樣的外交方略呢？
（二）
縱觀整個五代的五十三年，對中原威脅最嚴重的是契丹政權。契丹國的建立與中原的五代政權形成了新的南北朝對峙狀態。北漢與契丹相互勾結，不僅使後周的北方邊境頻頻告急，也嚴重危及了新生的後周政權。
後周建立後，擺在郭威麵前的局勢仍很嚴峻，一、中原處於四戰之地，二、後周處於契丹、北漢、南唐的三麵包圍之中；三、各地方鎮心懷異誌，“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四、經濟殘破民困國窮。嚴酷的現實，迫使郭威從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努力調整國家的內外政策。
如何處理與契丹國的關係，始終是後周的外交重點，沙陀三五朝即後唐、後晉、後漢的外交經驗教訓，使郭威清楚地意識到，依靠契丹等於與虎謀皮，國家並不能長治久安。
但後周國力弱小。還不足以征服和消滅契丹，如果與契丹發生正麵衝突，後周很可能國將不保。既不能依靠，短時間內又難以征服。麵對錯綜複雜的形勢，郭威在外交方略上製定了一條保境安民，盡量避免與契丹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適時抗擊，顯 *** 力，打消契丹謀取中原的野心。
以後的事實發展證明，郭威的這一外交方略是當時對付契丹的更佳方案，它為後周革新政治，鞏固政權贏得了時間，也為周世宗的南征北伐奠定了基礎。
後周初建時，因經濟殘破，對抗契丹力不從心，所以此時的郭威對契丹謙恭有加，目的是為了抓緊整治內部、改革弊政。而契丹政權為了打探後周對己的態度，也很注意禮尚往來，950年十一月“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今河北內邱）五日不克，死傷甚眾”。
恰在此年十二月，郭威在將士擁戴下代漢。當契丹來使請和時，中原易主，新君郭威馬上派朱憲報聘（回訪）並致書“敘革命之由，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兀欲”。951年二月，契丹再次遣使與朱憲同來“獻良馬一駟，賀登極”。
為了表對示契丹的尊敬，郭威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表示感謝，當田敏完成使命回大梁時“契丹主兀欲遣使耨姑報命，並獻碧玉金塗銀裹鞍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產馬三十匹，土產漢馬十匹”。
為了防禦契丹的南下，郭威在軍事上以契丹為假想敵，經常提醒群臣百僚不要怠於武動，他還時常在內鞠場教射群臣。鄴都地處後周北部邊境，是防禦契丹的前沿陣地，郭威深知此的重要性，“以腹心處之”。為了盡量避免戰禍，郭威嚴令“北麵沿邊州鎮，自守疆場，不得入北界浮掠”。
除此之外，郭威還注意在外交上爭取燕六十六州人民的支持。廣順二年（952年）瀛、莫、幽三州大水，在契丹蹂躪下的三州人民“繈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戶”郭威下令“所在賑給存處之”郭威優待流民的外交策略，取得了顯著效果“中國先為所掠，得歸者什五六”。
適時抗擊是後周太祖保境安民外交方略的有效補充，不如此，後周也就不可能鞏固政權。951年十二月，契丹、北漢連兵七萬攻晉州，圍困五十餘天，形勢十分危機，為解晉州圍，郭威“命王峻出征晉州，幸西莊以餞之”，郭威親為王峻在大梁城西設宴餞行，可見他對這次戰役的重視程度。
後周援兵至晉州大敗契丹“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晉州之役的勝利成為當時扭轉時局的關鍵，它不僅打消了契丹謀取中原的野心，而且連誌在複仇的北漢也“始息意於進取”。從此後以至北宋建立前契丹的入寇隻不過是一般性騷擾和掠奪財物為目的罷了。
北漢建立後，因郭威殺劉贇之故，所以劉崇誌在複仇，劉崇於951年1月即位，當月就“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陳兵三地，欲窺六州（即後周的晉、隰、邢、趙、鎮、定六州），2月就迫不及待地發兵五道攻後周晉（今臨汾）隰（今隰縣）二州，兩州守將奮勇抗擊，在晉州守軍出奇製勝使北漢兵死傷千餘人；在隰州，刺史許遷令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活捉北漢將帥程筠、軍隊死傷甚眾，敗循而去。
晉隰之役使郭威深深感到，對北漢決不能姑息遷就，否則就會養虎成患。這樣，在對北漢以後的騷擾上，郭威的外交方略就是堅決打擊嚴懲不貸，給其教訓，縮小戰爭帶來的消極作用。
後周與北漢相比，郭威時周有九十八州，而北漢隻有十二州，即並（太原）、汾（汾陽）、忻（忻縣）、嵐（嵐縣）、憲（靜樂）、隆（祁縣）、。蔚（河北蔚縣）沁（沁縣）、遼（左權）、麟（陝西神木）、石（離石）。
晉隰之役後，劉崇深感力不從心，便襲石敬瑭、劉知遠故技，“賚重幣結契丹，願如晉袒故事，約為父子”，被遼世宗冊封為大漢神武皇帝，有了契丹的撐腰和幫助，劉旻更加張狂、有恃無恐，麵對北漢與契丹的相互勾結，屢屢進犯，郭威則區別對待，對於北漢的南侵，郭威每每痛加還擊，猛追窮寇。
951年2月，在涉縣俘獲北漢兵二百六十餘人；951年7月後周於鎮州平山縣大敗北漢“斬首五百級”；951年10月，巡檢史陳思禳、監軍向訓敗北漢兵於虒亭（今山西境內）951年12月，契丹、北漢連兵七萬攻晉州，百姓自發組織起來堅壁清野，恰與大雪、契丹、北壯漢野無所掠士有饑色。
後周兵至，集中優勢兵力“縱兵奮擊”北漢軍隊，北漢兵一觸即潰，在霍邑，屍遍崖穀，死亡枕籍；952年2月在府州（今陝西府穀）“斬首兩千級”並乘勝收複北漢占領的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縣）“以兵戍之”。
後周太祖的外交方略，沉重打擊了北漢的囂張氣焰，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邊境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也使太祖—朝基本上解除了來自西北的威脅，尤其晉州之役後，由於北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出現了“逃入周境者甚眾”的現象。
需要說明的是，北漢從建國到滅亡持續了二十八年之久（951一976），超過了五代中的任何一朝，為什麼後周在戰場上捷報頻傳，而最終沒有征服北漢呢？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三點：之一，北漢的後台老板是契丹，如直搗晉陽，就可能引起契丹的孤注一擲，郭威清醒的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外交方略上後周對北漢隻是狠狠打擊，施以教訓，軍事戰術上是速戰速決，並不以消滅為目標。
《宋史》中的分析很有道理：“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易取也”；有利的地形，北漢麵瀕黃河，東倚高山，南麵內有高山，外有黃河，東西南三麵都便於防守，向東一跨出太行山便可以衝向寬廣的大平原，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也給征服帶來了極大困難。所以對北漢的征服直到宋太宗手裏才完成。
（三）
937年南唐建立，它承揚吳之基儲，據有鄂東，全有江西，“控朱方而定霸，總澤國以稱雄”是南方實力最強的割據勢力。它北鄰中原，南倚南漢，東接閩越，西靠荊楚，處於南北中國之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陸遊說：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眾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
結好契丹，約為兄弟，南北合圍，共製中國是南唐建國伊始既定的外交方略，李璟得國後，馬上“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李璟位時，更把這種外交方略推向了極端，南唐與契丹“歲遣單使往複”這種計謀的運用，確實給中原政權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不僅如此，南唐在南方一方麵努力壯大反中原政權的聯盟，一方麵積極備戰，在南唐的竭力拉攏下後蜀，南漢、閩等國都成了聯盟的一員，淮南是與後周對峙的前線。
楚州（今江蘇淮安）又是北疆重鎮，所以南唐在這裏進行了十國當中規模更大的陳兵軍屯，951年南唐派兵萬人直趨長沙，滅掉了素與中原政權友善的楚政權。楚亡後，李璟不可一世：“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這切說明，南唐既定的外交方略對後周政權形成了嚴重威脅。
為避免兩線作戰的後顧之憂，郭威對南唐的驕橫狂妄，蠢蠢欲動盡力寬厚忍讓，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動友好，以德感化的外交方略。951年3月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城，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4月“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於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嚴禁兵民擅入唐境，允許淮南饑民過淮糴穀兩件事，充分體現了郭威對南唐友好寬厚，也使後周贏得了外交上的主動權。
953年7月“唐大旱，井水涸、淮水可涉，饑民渡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鬥而北來，帝（郭威）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對此胡三省大發感慨曰：“觀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
郭威的寬厚忍讓並不是無原則的妥協退讓，它是建立在南唐的舉動並不能從根本上危及後周統治基礎之上的，一旦超出這個範圍，先禮後兵決不姑息。
952年，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發動叛亂，南唐以為這是問鼎中原的好機會，故發兵五千馳援彥超，在沭陽（今徐州一帶），後周“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沭陽三役後，郭威不計前嫌，召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贈衣服金帛，放歸本土”連俘獲的淮南孳畜也一律送還南唐。
史載，召燕敬權歸南唐後“具以帝言告於李璟”，郭威的寬厚忍讓，以德感化使“唐主大慚，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且稱美大朝（後周）皇帝聖德廣被，恩沽鄰土”郭威的外交方略緩合了與南唐的矛盾衝突，自此以後，雙方基本上無戰事，南唐開始了“休兵息民”
以上從三個方麵分析了後周太祖的外交方略，由此可以看出“保境”“和邊”隻是郭威外交方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全部。根據國別施以不同的外交方略，正是郭威的高明之處。
史實證明，郭威的外交方略是成功的，行之有效的，他使後周在群雄逐鹿的年代終於站穩了腳跟。“當層層烏雲有加無已的時候”後周的建立：“透露出一絲微弱的晨光”“顯露出一番嶄新的氣象”後周太祖“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
